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学说中重要的治国主张和原则。
而这次策略的命题，便是自此引申出来的一句话。
策论的主题便是：君无为而臣有为。
当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钱恒终于明白为什么赵佶会沉迷于艺术创作之中而无法自拔了。
赵佶信奉道家不假，可如果不是赵佶痴迷于艺术创作而不知疲倦，恐怕也不会去信奉道教。
可以说，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原则，是最让赵佶喜欢的，加上赵佶身为端王的时候，就曾与道士结交，又恰好被那道士故作神秘的预测赵佶会继承大统，最后机缘巧合，赵佶真得做了皇帝，也便让赵佶对道家神鬼莫测般的手段越发信服起来。
只是这策论考题，就有点太过偏颇了。
君无为而臣有为，这个主张不能说不对，一个政治清明的君主，如果能够分清忠奸能庸，做个无为而治的皇帝，倒也无不可。
只可惜赵佶并不是一个能够分得清忠奸能庸的皇帝，而他手下最倚重的几个，除了那几个权柄极重的中官大太监，便是朝中那几个只懂得谄媚之道的所谓重臣相公。
偶有稍显清明睿智的能臣，不等其施展出自己的本事，便会被朝中这几位佞臣排挤离开，甚至郁郁不得志而终老他乡。
赵佶沉迷于道教，甚至还专门为道家典籍做注。其中对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句，就提到：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
意思很明确，烹饪小鱼，不断翻动就会崩散，治理国家，若是经常改变治国方略，臣民就会心生疑惑，不知该如何自处。
若是论这注解，不能算错，可问题在于，赵佶所守的这大宋，早已千疮百孔。他眼中的能臣，全都把心思放在互相倾轧和搜刮民脂民膏上面，而真正治理国家的能臣，却一个都没被赵佶看上眼。
或者说，赵佶不喜欢那些没事就在朝上说那些治国戍边的臣子，一听到这些，赵佶就会觉得麻烦，更喜欢那些跟自己有相同志趣的吹捧之臣。
只可惜，赵佶所经略的大国，已非小鲜。
顽疾已深，自当要变革才是正道。赵佶所遵循的，却是以担心臣民心生疑惑为理由，而不在治国方略上做任何变革。
不论是西军，抑或南方诸路，都已到了风雨飘摇的状态，而赵佶依然坚信，只有维持现状，才是最好的治理方案。
作为赵佶的坚实拥趸，不论是蔡京还是王黼，当然，还包括诸如童贯、梁师成、高俅、杨戬之流的内侍，都在坚定的维护赵佶的这个理念，竭尽所能所做的，只是让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大宋，在表面看上去，还那么强大，至少要保证让赵佶看到一个表面足够强大的大宋。
而如何破题这句“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策论题目，钱恒也是费劲了心思。
其实在“君无为而臣有为”这句话之后，还有一句“大君任法而弗躬”。
不论是作为君主帝王的无为而治，还是名臣能臣的有为而作，一切还要遵循一个前提，那就是统一严格的法度。
一个伟大的君主，只有制定出严格公正的法度，才能真正做到治国不必事必躬亲，才是真正的无为而治。
而如何在赵佶已经确定这无为而治的治国前提下，尽可能的寻找挽救大宋现状的举措，或许也是赵佶出这道策论题目的原因之一。
毕竟北方胡虏作乱，金辽之争的一切信息，赵佶心里十分清楚，南方方腊作乱，让原本富足的江南赋税收入大减，更是大宋的国库收入锐减，让赵佶没了肆意挥霍的本钱，或许这才是让赵佶意识到要寻求一丝改变的动机所在。
不管怎么说，钱恒对赵佶的心思，琢磨的还算准确。
赵佶不想变，至少不想改变现在这种怡然自得，能自由创作的惬意生活现状。治国方面，也不想替换这些能让他开心，能为他溜须吹捧的一干人。而所谓的治国能臣，只要不影响他享受创作的乐趣就好。
有了这个前提，那君无为而臣有为这道策论题目，唯一的解决途径，便是大量使用能吏，从施政到军政，以中下层官员为主，选拔合适的能吏，去尽可能的稳定现状，至少能够让四方安定，让普通百姓有个温饱，才不至于在危机来临之际，民心才不会迅速崩溃。
至于能够进入朝堂，入阁为相的人选，也就只有那种喜欢闷头做事，而不在意朝中那些溜须拍马之辈的人，才能坐稳朝堂，为将来大宋遭遇大变时，借助朝中的位置，为大宋挣得一丝转机。
不得不说，为了这篇策论，钱恒想了很多。甚至于连几年之后靖康之变的应对，都考虑了进去。
在钱恒心里，能够坐镇一方的为政好手，当属赵不试和李若水等人。
而军中的中坚力量，不论是宗泽还是种师道和折家诸位将军，也都只能留在军中坐镇，不适合回归朝堂。
唯一一位适合现在回到朝堂的，就只有张叔夜了。
想到这，钱恒对这篇策论，便有了十分清晰的思路。
刷刷点点，一番功夫下来，整篇策略便写在了草稿纸上。
策论上面的论点很明确，君主自当无为而治，而重点，就在于臣有为上。臣子有两种，一种为君主服务的臣子，这类臣子，一切以让君主开心为重，还有一种臣子，是为君主治国安定一方服务的，这类臣子，所要做的，就是踏实做事，不多言，不争功，一切以大宋的利益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