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四日凌晨，日军在大炮和装甲车掩护下，出动四千多人，向嫩江桥发起进攻。时任黑龙江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将军立即命令守军奋起还击，声震中外的嫩江河畔的血战全面爆发。直到中午，日军伤亡很大，纷纷溃退回南岸。下午三时，敌人再次集中兵力，密集进攻。马占山所部等日军到百米处，齐起猛攻，趁混乱之际全线冲锋，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飞机、大炮无技所施，无奈之下向江桥溃败，遭到在江岸芦苇内埋伏的中**队堵截，日军有的陷入泥沼、有的跳入江中，后来增派的援兵也在桥上被马占山所部骑兵冲断，一股回撤，一股被迫逃到左翼阵地后全歼。
此后连续十多天的交锋中，日军损失惨重，至十九日马占山率部退守克山、拜泉、海伦，共毙伤日伪军六千多人，自己伤亡两千多人，这就是打响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第一枪的江桥战役。
马占山将军的义举，得到全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与支持，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很快，在全国民众强烈要求团结一致抗日，反对内战、反对不抵抗政策的汹涌浪潮中，南京国民政府与广州政府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宁粤争端”，“同心协力一致对外”，在上海举行了中外瞩目的“和平会议”。
这次“和平会议”在数日的吵吵闹闹中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宁粤之间嘴巴讲和，口号无比嘹亮，实质上分歧却日益严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广州政府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最后在全国舆论和各方压力下，宁粤双方相互妥协，决定把问题拿到两个政府各自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加以讨论解决。
南京国民政府的四全大会于十一月中旬在南京举行，广州政府的会议召开得晚一些，时间相对也比较长，从十一月十八日开始到月底依旧没有结束。
自从居中调停的广州政府常务委员古应芬因拔牙意外死亡之后，没有了任何约束的粤军主帅陈济棠极力排挤没兵没枪只有一张大嘴的汪精卫和孙科势力，长达半个多月的会议上，同属广州政府旗下的陈济棠势力、李宗仁势力与汪精卫等势力矛盾终于激化，会场上扔凳子飞瓶子你来我往乱成一团，多达十余名代表因此受伤。
汪精卫及其支持者全都是些笔杆子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尽管在会场上打不过陈济棠、李宗仁集团的赳赳武夫，可他们意志无比坚强，耐力也十足，往往是今天的会议因吵闹加肢体上的争斗无疾而终，一个个鼻青脸肿垂头丧气回到家中，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地准时出现在会场上，继续据理力争，大喊大叫。一些被板凳、瓶子、茶杯砸破脑袋鲜血长流的代表草草处理好伤口，马上又出场参加会议，其信念之坚定就连扔酒瓶砸凳子的军中将领们也不得不暗自敬佩。
相对而言，南京举行的四全会议显得斯文多了，也较为务实，为赢得民心、挫败广州政府的阴谋，蒋介石在会议上第一次就日军侵略东北进行表态蒋介石对坚持抗日寸土不让的黑龙江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将军以及所部将士予以高度评价，提议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并做了专题演讲：
“我们一方面很有诚意地信仰国际联盟，希望国联能拥护正义，主持公道，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国内必须有切实的准备，我们料到日本不肯轻于退出东三省，也料到日本不能把大连、旅顺轻于交还给中国，所以我们唯有依赖国民的能力与世界上的公道，我们一定更要有最后的决心什么是最后的决心？就是流血牺牲杀身成仁的决心！”
蒋介石的公开表态尽管仍把希望寄托在国联和欧美各国列强身上，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不抵抗”的罪名与压力，公开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的张学良于是成了全国声讨的唯一活靶子，连同只会争权夺利、争吵不休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汪精卫集团也随之威信大降。
汪精卫集团见势不妙，慌乱之下竟然也发出通电，以广州政府的名义对马占山进行表彰，同样宣布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省长，根本就不管马占山将军本人愿不愿意、全**民有几个人相信汪精卫政府的合法性和实施能力。
汪精卫集团的军事支持者张发奎为此深感失望，一怒之下不顾盟友李宗仁、唐生智的苦苦劝阻便对外公开表示：只要国家民族需要，自己将立刻统率麾下第四军北上，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
张发奎此时展露出的军人血性，赢得举国上下一片喝彩声，可是真要把分别驻扎两广三地的第四军三个师带到北方，没有汪精卫的顶力支持、没有陈济棠和李宗仁在财力上的帮助，张发奎就算有心杀敌也寸步难行，徒叹奈何。
好在蒋介石的“最后决心”也只是听见雷声而不见雨点，他巧妙地将驻守福建和粤东北的陈枢铭第十九路军笼络，任命宁粤双方都能接受的陈枢铭为京沪卫戍司令，十九路军尽数调往南京、上海和京沪沿线驻扎警戒，除此之外没有进一步行动，大量主力部队仍留在湘赣粤闽鄂等地，围剿**军队，这样倒是给了汪精卫喘息还击的机会。
可无论蒋介石如何调兵遣将，剿来剿去红军不见减少，反而更加强大：这一年的十一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举行，通过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