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霭笼罩下的上海吴淞口。
安毅拿着望远镜，远望江心中的扁担沙、崇宝沙、头石沙、鸭窝沙诸岛，这些岛屿与崇明岛一比，显得极为渺小，但却如同散落的珍珠一般，分布在浩瀚的长江口水道中，郁郁葱葱，赏心悦目。
安毅转过身，举着望远镜，回望杨行、罗店、月浦三地的要塞群，一片冷色调的钢筋混凝土森林，还有一门门203口径的要塞炮，扬着狰狞的黑漆漆的炮口，带给人非同一般的压迫感。
想着这一切均是自己一手打造，安毅心中不由升起一丝豪迈之情。
杨杰这时正在远眺浦东的要塞群，感慨地说：“每次到上海来，我都要看看这些要塞，它们是我们与日本较量的本钱，正是有了这些要塞的存在，长江沿岸的城市才固若金汤，长江中下游平原膏腴之地才得以保存。回想一下，若非小毅斥巨资打造这些要塞，恐怕现在南京还随时处于一片惊惶之中，哪里来的现在的宁静？”
“耿光过誉了！”
安毅谦虚地说：“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我只不过是尽了我的本分罢了。对了，耿光兄，这几日我们深入城市乡村考察，有什么收获？”
“没想到，农村竟然困顿到这个地步了！”
杨杰只觉心中一阵烦闷，放下望远镜，转头看向安毅：“今年粮食明明是大丰收，为什么农民依然朝不保夕呢？咱们到过的村子，十户人家倒有六七户生活艰难，地主豪绅却似乎全然不受丝毫影响，于理不合啊！”
安毅叹息一声：“这个江南集团倒是专门研究过，中央政府在市场上大批购进稻米，以供应军队需求，同时由于政府滥发货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大批的囤积和投机由此而产生，城市居民、政府公务人员、教师和工人，购进大量稻米，以防备粮食短缺和更高的价格，而同时，地主和商人积贮稻谷，不投入市场，以期待日益上涨的价格。由粮食短缺刺激起来的进一步的短缺，就这样伤害了民众的士气，并开始使政府难以获取必需品。
“大地主从日益上涨的价格中，获得了暴利，但大多数农民，无论是小自耕农还是佃户，都未得分享这种上涨的好处，因为他们很少有稻米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他们除了缴纳地租和苛捐杂税外，留下自用的粮食只能坚持半年多时间，其余时候得靠野菜和杂粮为食。在我们这几天走访的富饶的长三角平原，能够有一些剩余物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农户不足百分之二十，平日农民会出卖一些杂粮红薯、土豆、玉米等等，但出卖这些东西，对他们的困境并无多大改善。
“在这方面还应值得认真注意的事实是，那些拥有可销售的剩余稻米的农民，也很少从上涨的价格中获利，因为他们通常必须在收获后不久便出售，而那个时候稻米的价格是相当低廉的。在我们经过的丹阳、太仓等地，那里的农民们在收获后的两个月内，就会卖掉他们百分之九十的准备上市的稻米。与之相比，大地主拥有保证他们的家庭生活几个月的充足财物家底，他们囤积稻米，不进入市场，直到市面上日益减少的库存促使价格上升时才出手。”
杨杰恍然：“难怪，我说怎么农民丰收后全然不见喜悦，原来根子在这里。”
“不仅仅是投机和通货膨胀导致民生艰难，国家税赋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平摊到了农民身上，地主的剥削也日益严重。”
陪同安毅出访的总务处少将处长兼南京情报站主任陈瑜说道：“根据我们第四厅的调查，农民承受的负担很重，今年下半年，地主以粮价上涨和税收增长为借口，与佃户重新谈判土地契约。一方面，他们增加了地租的绝对量，另一方面，那些迄今为止一直征收货币租的地主，现在也开始坚持要以粮食来支付地租，因为相较而言，粮食比起正在贬值的货币，更有价值和更为安全。佃户们普遍抱怨地主要求他们支付正日益上涨的部分土地税，或是增加租佃押金，当佃户们反对增长地租、押金和税金时，地主们便以那些愿意支付更高勒索的农民取代他们，导致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作为这些各式各样的经济趋势的结果，地主和佃户间的冲突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些佃户被从他们承租的土地上驱赶出去，那些仍然留下来的同意付高租的人感到了他们经济地位的衰弱中等农户常常降到贫农地位，贫农降到雇佣劳动者的地位。田赋、减产、不利的价格关系和地租的增加，明显地损害了大多数农民的经济地位。但是，政府的种种税捐有税金、捐款、征借、征购、征兵以及劳役等形式，却把沉重的负担加到农民身上，这深深地影响了农民对于中央政府的态度。
“此外，被转嫁到农民身上的摊派多得吓人，有什么‘捐献新兵草鞋’税、‘军属慰问’税、‘防空干部训练’税、‘卫戍部队油料’税等等。还有为救国债券、电线杆、修路、教员米粮津贴、学校设备、保长会议食物及油料、保长行政补贴，军属丧葬费用所征的税捐，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在这些税捐中，有一些数额相当大，有的比较小。约有四分之一的税捐由中央和省政府制定，略少于四分之一的税捐由地方士绅和宗教组织设立，一半以上则由乡村和保甲头目创立。”
杨杰担忧地说：“这个我知道一些，所有税捐之中，据说为军队筹措资金和供应品的征收是最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