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以后的三年左右，是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黄金岁月，经过国内内战时的混乱，经过1949年前夕去与留的彷徨，好不容易，在新鲜的红旗下舒了一口气。他们在开始和平的年代里，感到尘埃终于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话，在没有战争、没有溃兵、没有黑社会敲诈的社会里，会大有前途。就是像陆幼薇的丈夫这样爱玩了一辈子的人，也在这时豪情万丈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意里去。
杜佑良开起同德国做起了医疗器械的生意，并且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生意做起来了，陆幼薇开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
在香港，他们看到许多在上海过着安稳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个小小的混乱的半岛上无所适从，香港在五十年代初与上海比起来，就像一个小县城，而突然云集了整整一个讲上海话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里生活过的精英阶级，他们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继续自己的生意，但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市场上很快一败涂地。
在被当地穿香云纱和木头拖鞋的潮州人操纵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们输了最后一根从上海带来的金条以后，从上海来的时髦小姐们，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厅做了舞女，上海来的骄傲的小开们，也不得不卖掉了刚刚买的美国汽车。而大多数郭家的亲戚们，开始迂徒到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
陆幼薇夫妇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发生的一切，当时他们还在心里庆幸自己的选择。庆幸自己没有头脑发热，亲手毁了自己的生活。像当时大多数留在大陆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对五十年代初清明欢腾的社会抱着真切的好感。
很快，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让陆幼薇告别一切美好，直面严酷而真实的寒冬。1957年，杜佑良被划成了右派，关进了监狱。陆幼薇一个人开回了丈夫丢在公司随时即将报废的福特车，从穿着法院制服的警察手里接到丈夫作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看着所有的家产被没收，被一一运走，而后，作为反革命的妻子。为丈夫偿还欠着国家的十二万人民币。
替夫还债的陆幼薇自己也因为资本家的身份，被送到了资本家学习班学习。在学习班里，她第一次学习怎么样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一块块的小石头，送去修路支援国家建设。
陆幼薇作为资本家的子女，文革期间自然是被革的重点对象。她被下放到农村去养猪。每天做着繁重的劳动，苟且地生存着。但是，骨子里高傲的她却从未在现实面前低头，即便惨到如此现状内心仍然似火一般炽烈。
如果她当初逃到国外，也许就不会经历万般苦难，而是过着她大小姐的生活一直到老。这种生活固然优越，但优越的生活也往往会使人变得浅薄。而且如果那样的话，她将一辈子也不会知道她原来是一个可以在腥臭的河塘里用她那双弹钢琴的白皙的手指挖河泥的坚强女人。
然而，陆幼薇毕竟是女人。她的自尊和婉约后面，藏着一些遭负心的伤痛。她爱上的真的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无法满足过居家生活的男子，1943年儿子出生时，陆幼薇难产，在医院两天生不下孩子来，女儿正在家里静养肺炎，丈夫还是去俱乐部玩牌到深夜回家，这是一个会让你非常高兴、但不会对你负起全部责任的丈夫。
最后，陆幼薇婚姻生活里的那堵青砖墙，终于很没诗意地被挖了出来。在四十年代的一个上海的晚上。陆幼薇由同学陪着，到一个年轻fēng_liú的寡妇家里，把丈夫找了出来，并带回自己的家。
她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件事。没有说明，没有抱怨，没有揭露。这是因为陆幼薇的体贴，旧式女子的宽容，还是因为陆幼薇对一个永不静心的男子的绝望？或者说，她明白自己选了这么一个永远新鲜的丈夫。就要拿出风筝线的勇敢？
多年之后，她很少提自己的丈夫，也很少提自己的感情。也许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一切都只是过眼的云烟。她选择了怎么样的生活，就得承担什么样的生活。她选择了什么样的男人，就得接受什么样的婚姻。
她在自己后来的回忆录里基本不多说她的丈夫，也不跟孩子们评论他们的父亲。可是，她伏在丈夫的骨灰盒上哭着说一句话，她相信她是那个最懂他最体贴他甚至依然最欣赏他的人。
一九六四年，她被送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接受改造。她住的是原来的鸭棚。这段生活，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先把稻草铺在烂泥地上，然后，把铺盖铺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东西全都湿了，不得不把它们统统拿到外面去晒。当时，八个女人住一个小棚子，挤得连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边的人吵醒了。乡下厕所靠近一条小溪流。刚去的时候，她问别人到哪里去拿水刷牙洗脸，他们告诉到溪流那里去取水用。她拿着牙具到河岸上，看到人们在河边上洗衣服，有人在那里洗菜，让她大吃一惊的是，还有人在上游洗着他们的木头马桶！所以在开始的三天，她没有刷牙洗脸。后来有人告诉她，她们每天喝的水也是从那条河里打上来的，不过放了一些明矾在里面消毒。
从前她的生活是优渥的。可是，有一天，当生活夺走了她拥有过的一切，在贫民窟的煤球炉上，她还可以用铁丝在煤火上烤出恰到火候的金黄的土司面包来，她也可以用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铝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