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兴回答说：“如今鲁国大丧，明年齐国将有乱事，国君您将得诸侯而不长久。”
叔兴退下之后告诉别人说：“宋国君问的不对。此事是阴阳之事，不是吉兆凶兆。”[33]
7陵寝墓地
宋襄公墓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城北，又称襄陵。墓高6米，墓基占地面积152平方米。
墓呈圆锥形，由黏土堆压而成。原葬于宋襄公行宫内，现行宫已不复存在。睢县古称襄邑就是因襄陵而得名。[18][34]
8影视形象
1996年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修宗迪饰演宋襄公。
9春秋五霸
从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在这二百九十多年间，社会风雷激荡，可以说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仅据鲁史《春秋》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余次。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相传春秋初期诸侯列国一百四十多个，经过连年兼并，到后来只剩较大的几个。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春秋时期，周天子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天子反而依附于强大的诸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权，互相征战，争做霸主，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被称为“春秋五霸”。
春秋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此说见之于《史记》。
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hélǘ），越王勾践。此说见之于王褒的《四子讲德文》。
10宋襄公与孙武子
宋襄公与孙武子，都是中国军事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典型，则在于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战争价值取向，前者是礼乐仁义至上论者，后者是唯利是趋决定论者。
然而，历史往往是无情的。战争，尤其是古代社会中那些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的战争，总是要彻底撕掉那块“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于
是乎，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亏输，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完败者。让后世讥笑了数千年，甚至被斥之为“蠢猪式的仁义”。而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子，则因其五战入郢大破楚军的业绩，加上撰著《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功勋而被尊奉为“兵圣”，扬名千秋，光彩照人。
不过，从更深的层次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那位倒霉的宋襄公并不是一无可取，而风光千年的孙武子也不是毫无瑕疵。
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并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视战争如儿戏，而是他努力保持君子尊严的举动，恪守战争当受道德规则约束的选择。体现“军礼”文化要求的《司马法》强调，用兵应该“正而不诈”，即必须做到“成列而鼓，不相诈”，“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战争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作为深受“礼乐”文明熏陶的宋襄公，无疑要在战争指导上反映“军礼”传统的诉求，表示出泱泱君子之风。只可惜他的军队太弱小，一旦与强大的楚军进行堂堂之阵的交锋，处于下风乃至惨败在所难免。
至于孙子，则没有过多的传统包袱，他的作战指导原则更合乎春秋时期争霸兼并战争的一般规律，与时代的需要同步，所谓“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在他看来，战争中不允许有任何温情，只要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正当途径，“堕其城，毁其国”是应有做法，“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是可行举措。虽然他也说“全胜”、“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这只不过是理想境界的虚拟，是口号罢了，他的真实意图始终立足于“以正合，以奇胜”，“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春秋战国乃至整个古代历史演变进程，证明了孙子兵学实用理性的胜利和宋襄公标榜“礼乐仁义”的失败。然而，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不可单凭成败论英雄。宋襄公虽然败得很惨，很没面子，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道德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可以弃若敝屣。事实也正是如此。儒家提倡义战、墨家主张非攻，都是古“军礼”原则在新条件下的反映，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化，道德因素对战争行动的规范意义越来越显突出，绝对战争也逐渐在向可控性战争过渡。这其实是对宋襄公“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做法的否定之否定。当然这一切是必须建立在自己拥有必胜的实力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而不能像宋襄公那样一厢情愿、自以为是。
孙子的兵学理论固然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也符合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但是他提倡“兵以诈立”，将“兵不厌诈”奉行为指导作战的最高原则，其客观效果，往往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促使战争手段变得越来越残酷，战争破坏程度越来越骇人。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白起长平坑降卒四十万，项羽新安杀俘虏二十万，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孙子那种只求目的不讲手段的战争效益观的逻辑结果。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