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游”可能引起两种走向：一种是不离此在而又超越此在，即以“忘”为特点，经由“心斋”“坐忘”的工夫进路，超越个体有限生命的拘限，达到一种与本真生命合一的类体验的超越境界，是之谓“游心”。这是庄子的追求。另一种是执着于“身体”愉悦的在世逍遥，是之谓“游世”，这是庄子后学所达到的境界。
郭象虽然也借用了庄子“游”的概念，但已悄悄进行着改造和语义转换：“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鹌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故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齐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细乎！
所谓“天地”，就是世间万物总的名称罢了，“自然”就是万物的本然状态。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顺着自己的本性，就是“乘天地之正”；万物都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一切事物顺着这种变化而变化，就是“游变化之涂”。只要“与物冥”、“顺物性”，万物都可逍遥，所以，就“顺性”这一点来说，“有待”和“无待”并无本质差别。
由于彻底消除了“彼岸”感，庄子言说中实际所蕴含的真俗、圣凡、高低、优劣等等超越境界的差等在这里彻底冥绝，所有的，只有万物独化自适的过程体认。所以，与庄子大谈“游”、“心斋”、“坐忘”“离形”不同，郭象谈得更多的是“玄冥”、“玄符”、“化”、“体”、“任之”、“放之”、“一之”。如果说庄子彰显了方内方外、圣凡真俗、有待无待之间的差异的话，郭象却是极力在冥合这种差异。由于郭象用的仍是庄子的齐物我、一生死、同寿夭的“消减”方法，但因为他没有庄子思想中自然生命与本真生命既相通约又相对待的“对待”一维，庄子那种消解社会性对自然生命的遮蔽，又不断向本真生命趋近的超越性在郭象那里淡化了。试看他对《庄子》的理解：“鲲鹏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庄子》“逍遥”而“游”的超越追求被置换成了“适性”“自得”的“放”。因为这种置换是从庄子“自然无为”思想的内部进行的，所以它具有非常致命的“解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