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4/5)

、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lún_lǐ、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9争鸣王霸之辩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称霸争雄，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中国走向统一的大趋势已露端倪。怎样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稷下学者展开了大争论。儒家大师孟子明确主张重王道轻霸道。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所谓的“霸道”，是仗恃国家实力的强大，假借仁义的各义，来称霸诸侯，征服天下。他反对霸道，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所谓“王道”，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义，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他主张实行王道，因为这是“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所以，当他的学生公孙立问他“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难道还不值得学习”时，他表现出不屑一顾，认为“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而公孙丑将他与管仲相比时，他更是愤愤然了。荀子则有所不同，他虽然崇尚王道，但面对当时盛行霸道的现实和对齐文化的吸收，也谈霸道。实际上他是主张在王霸并容的前提下，以王道为本（参见《荀子·王霸》）。管仲学派与孟、荀的王霸论又有所异。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举，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即“霸王者有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他们认为，“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还说：“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管子·霸言》）可见，管仲学派的王霸学说更适合当时的时势，更具有现实性。义利之辩义利之辩是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的一个很普遍的辩题。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思想，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追求利必然损害义，为了保拿义，要“舍生而取义”，“二者不可得兼”（《告子上》）。所以，梁惠王问他“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时，孟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并告诫梁惠玉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上》）荀子则反对孟子唯心主义的义利观，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上，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他认为；“义与利，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人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也。”（《荀子·大略》）人们对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是人的本性，并举例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舜之所同也。“（《非相》）"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性恶》）荀子在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又认为这种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放纵。放纵逐利，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他在《礼论》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至于好义，则是因为人贪生惧死。单个的人无法生存，故而要群居。故而为了实现群体的团结，必须要每个人放弃一些利益，这便是义的由来。圣人（周公旦）看到了人性的好利和没有节制的好利的后果，也看到了义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故而根据它们制定了礼乐，使社会有了等级差别（也就是定名分，确定利益），使天下人节制yù_wàng（不是孟子学派的禁欲），从而避免出现纷争，使社会有序、团结、强大。至于儒者对礼的作用，是维护它的延续，若有大儒明白礼的要义，也可以据此改变。就是荀子所说的：“有治人，无治法。”（《儒效》）意思是有实现天下大治的人，没有使天下大治的法（此法既指礼法，也指律法）。“荀子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荀子，完美的解释了儒家的各种思想的由来，解决了儒家思想的合理性问题。如此，儒家经典才被人广为接受。管仲学派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他们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权修》）。讲礼义教化，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讲物质利益，也不忘记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故《版法》在讲了"必先顺教，万民乡风"之后，紧接着说："旦暮利之，众乃胜任。"天人之辩天与人，或说天道与人道，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古老而又极其重要的范畴。中国古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同天人之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天人之辩，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然后再回答天与人的关系如何。稷下各学派围绕天与人进行了交流与争鸣。孟子认为，天是人事的最高主宰，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孟子看来，人民的降生。事业的成败、帝王的权位、天下的治乱，都是天的指令。实际上，孟子将天看成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精神性的实体。由此，他沿着“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模式和认识路线，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与孟子大相径庭。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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