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即是说,继齐威王时稷下学兴盛之后,齐宣王时再度兴盛起来,而达到鼎盛时期。这种盛况,既是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产物,也是当权者重贤用士,思想开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8功能询议稷下学宫是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齐国执政者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揽天下有识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为其完成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因为他们懂得:“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说苑·尊贤》)的道理。而被稷下吸引来的稷下学者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业思想,他们高议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采纳。《新序·杂事》说:“稷下学者喜议政事。”《史记·孟荀列传》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齐王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也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例如,淳于髡曾用隐语谏威王,使之戒“长夜之饮”,从消极悲观中振作起来,亲理国政,奋发图强;他又以“微言”说齐相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止,“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这些都显示了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稷下学者进言,齐王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教育稷下学宫又具有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的性质,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作为教育功能,与后代学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又有历史的独特性。稷下学宫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首先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正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壮观。其次,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战国策》载田骈有“徒百人”,《孟子》记载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稷下最为前辈的学者淳于髡也有“诸弟子三千人”之称(《太平环宇记》引《史记》)。宣王时,稷下的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由此可见师生人数之众。如此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再次,稷下学宫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根据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职》篇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详细严格。从此,可见当年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健全、严格的。学宫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稷下学宫便成为教育人才的中心。学术稷下学者总是针对当时的热点问题阐述政见。他们学识渊博,长于分析问题,在表述上旁征博引,穷尽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稷下学者学派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异,而会竞长论短,争论不已。最终促进了稷下学宫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为当时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中心。在学术上,稷下学宫具有兼容百家之学,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相互争鸣,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点。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舞台上。稷下学者因政治倾向、地域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使稷下学宫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在这种形势下,稷下各家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相互间展开论争,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在论争中,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论优势,而且使学者们也认识到各自的理论弱点,促使他们不断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发展自己的学说。论争促进了不同学术见解的思想渗透和融合。因此,郭沫若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郭沫若《十批评书·稷下黄老学学派的批判》)总之,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同时,稷下学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稷下学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仅就稷下学者的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广泛涉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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