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县的战事是在四月最后这一天打响，第五师兵分两路，一路越过汉江从西边进攻随县与襄阳的官道，沿途占领了淅河镇，直逼随县县城西郊；另外一路则负责从正面向随县主动，同时负责在途中建立兵站和后勤驿站，方便在占领随县之后能第一时间开辟后勤路线。
蒋百里虽然是第五师最高指挥官，但毕竟接管第五师的时间尚短，唯一真正能掌控的部队就只有师部直属的警卫团和直属的炮兵营，即便是这两支部队，也还是经过了一阵大换血之后才勉强握在了手里。
好在下面的团长、旅长虽然各自为政，有时候也会反驳蒋百里的命令，但毕竟后勤和军饷都掌握在蒋百里手里，真要施压下来也只能唯命是从，最多是在心态和办事效率显得很消极罢了。蒋百里不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正因为如此，目前的局势对他来说很有压力，因为自己每一项命令都必须经过慎重思虑，既要考虑命令的作用，又要顾及能让下属都能心安理得的接受并执行命令。
好在目前随县的驻军并不多，原本曹锟就没打算在这里设置防线，计划着以随县这个交通要道来当诱饵，引诱中央近卫军集中兵力强攻这里。如此一来，就能陷入襄阳和汉口两方面的夹击和包围。
但是后来又经过一阵研究和情报搜集，发现中央近卫军的进攻路线十分有气势，一上来就是双管其下，摆出了要打一场大会战的态势。为此不得不在随县这边多留一手，拖延时间也好，配合战术也好，总之是预备不测。
曹锟抽调了王占元手下湖北陆军第六旅旅长孙建业进驻随县，虽然孙建业行动很迅速，只用了三天就把部队全部集中到随县，并且勉勉强强在随县县城几个重要的郊区布下了防御阵线。他的两个团汉江和长江分岔口的安居外设下了野战阵地，另外一个团则在安居镇城内布置巷战防守线。他的作战策略很明显，就是希望将近卫军吸引到安居镇这里进行决战。
第六旅的另外一个团，则全部缩在随县城内布置巷战，形成了第三道防线。
就在近卫军发动进攻的前一天，孙建业还加急拍了一份电报给湖北，询问随县的这一仗到底打还是不打。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份电文，还是曹锟一开始没有拿定主意的缘故，当初他没有主张在随县布防，后面也只是希望派一支应变部队留守随县做为策应，孙建业走得也很急，没有问清楚到底是主守还是主策应，又或者是按照王占元所说只是照应后勤交通什么的。
事实上王占元是有私心的，他愿意跟着曹锟干这一场北洋内部的大变故，但是却不希望因此而动了自己的元气。如今近卫军矛头直指随县，曹锟却抽调他的一个旅进驻随县，这分明就是在让自己的手下当炮火。
正因为曹锟与王占元之间有一定私利上的矛盾，所以最终从汉口发到随县的电文是让孙建业随机应变。这就让孙建业显得很尴尬了，什么叫见机行事？见什么机行什么事？
如果孙建业现在有清晰的战斗指令，这一仗虽然敌人多过自己，但是却不一定没得打。按照他现在布下的防守阵线，绝对算是很有高见和后招的了。近卫军兵分两路，其中一路要过江都必须先拿下安居镇，如果不在安居设立后勤基地，直接奔向随县必定会损失惨重。
第六旅好歹还有十二门大炮，占据着有利地形，近卫军别说渡江需要足够的筏子，就算有筏子几炮打下去全给打没了。
湖北的地形虽然不算险峻，但做为四战之地、交通枢纽，又有许多长江的分支河流，是需要精心的战略层面部署，才能打好战役、战术上的作战。尤其孙建业的部队常年在湖北中部地区驻防，早就在安居镇摸清了路线，哪怕在这里的两个团守不住了，全部退到镇上进行巷战，早晚能让的敌人部队晕头转向，顺利的拖延一段时间。
只是现在，孙建业根本不知道到底该打还是不该打，到底是该听曹锟这个北洋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的命令，还是听王占元这个老上司的命令？再者，如果真是不好好打的话，那事后会不会又要背黑锅？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然而近卫军根本就没有孙建业任何思索的余地，第二天就打过来了。
西路和中路的近卫军几乎畅通无阻，一天下来就挺进了三十里。
当天晚上，近卫军西路的一个旅接近了安居镇的长江边缘。只要见到江水，不管这江面是宽是窄、是急是缓，这个旅的所有士兵都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大战就要开始了。第五师常年驻扎北方，自然不擅长水战，面对诸如此类的天然的防御堡垒，敌人的将领肯定会加以设防。
更何况也不需要多少兵力来设防，只要有一挺重机枪和一门炮，就足以骚扰过江的行程。
担任西路进攻部队的是第十三旅，旅长是戴定国。戴定国之前只是旅部参谋，在郑州事变之后被火速提拔为旅长。十三旅在拿下了湖北、河南两省边境地区的楼江镇之后，就将旅部设置在这里，然后命令麾下两个团的团长放慢进攻步伐，先派出大量侦察兵去安居镇南岸探查。
其实孙建业在安居镇长江北岸，设下的是一个心理战。他把安居镇通往南岸的两座桥全部炸毁了，然后部队后撤了五里，在安居镇郊区之外布阵。
整个江边压根就没有设防御部队，因为孙建业知道近卫军肯定会用大炮轰击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