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上午，苗、孙、应等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此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找到**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吉少山等协助平息此事。
考虑到红门门徒中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吉少山当即着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赤军驻地。
于此同时吉少山告诫云阳的彭得华等赤军的领导人，言及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任何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
无论犯下何种罪行，只要是党内的核心成员，吉少山都回极力保下。他不仅仅是一位深信因果报应的佛教徒，更是红门的高级领导阶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包括公理、良心与正义。
但是，“二·二”事件毕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远远超出了吉少山这时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谓部队掌握在少壮派手中的估计全然错误，这种错误，成为了彻底毁灭东北奉军的导火索。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
紧接着，过去深为张汉卿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汉卿与红门联手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让马子任等中华红门的领导人深感意外。同样是胸怀大志的马子任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几次致电吉少山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
他的言语之中，其核心意思就即是从犯赤军也不能收容。
如此局面之下，马子任无论如何都必须让这群罔顾局势的疯子去填补裂痕，以免赤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点根基，又要在这场冲突中化为乌有。
吉少山很快告知马子任，言明在“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4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政训处跑散，张汉卿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机要文件被烧毁，在左派影响下的特务团及抗先队已被迫远避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会员大起恐慌。
目前东北军已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蒋调离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再打击左派，只能长右派气焰，便利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
吉少山这时对东北军的情况无疑比坐镇后方的马子任看得更清楚。中华红门自然迅速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毕竟吉少山的才能和学识，都要高于马子任。
既然“二·二”事件已经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除了中央军以外的中国这个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就成了南京方面的必然选择。
仅仅几天之后，姜瑞元就作出决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
而东北军中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样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华红门的信任。
孙铭九等4人由刘鼎带往赤军驻地避祸的情况也很快为东北军高级将领所知，以致一些将领竟怀疑此4人所为曾受红门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
所有这些情况都弄得东北军上层人心惶惶，大都担心在西北将不可避免地与红门赤军纠纷不了，急于迅速离开此一贫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张汉卿回陕训话之类的要求，自然变得可有可无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
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杨虎城曾经有所摇摆，东北军将领这时对这人的误会更深，并怀疑杨曾对东北军将领不利。
虽经吉少山反复劝说，仍难释其嫌，杨虎城亦因中央军将到，确信十七路军必受压迫，自己的驻地又与东北军犬牙交错，双方又缺乏信任，难免没有冲突发生，以致杨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更加消沉。
他明确告诉吉少山十七路军以后必难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给赤军才有出路，自己则只好离开部队。当然，杨虎城明确表示不论他今后行止如何，必将与红门做朋友。
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
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
随后，红门赤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
内斗和蛮不讲理，红门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输于以前的孙逸仙，并且在道义上更为下作，简直是翻脸如翻书，让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