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他依然明亮的眼睛，显示着他身体里，还潜伏着的、一旦有契机就能再被激发出来的热烈与能力。他在姜瑞元面前似乎也拘谨了，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了姜瑞元。
但对他，两个月来始终不苟言笑的姜瑞元的面容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意，他说：“在通电内没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暂的会见结束后，腾杰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腾杰之后是康泽，可对康泽，姜瑞元就变得淡了许多。当康泽喋喋不休地汇报他的主要政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事变中的“异动”时，他用一句“知道了”来打断康泽。
随后他给康泽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由顾祝同代表军方，陈立夫代表党部，张冲代表政府，而康泽代表蓝衣社、青年，与吉少山等人谈判赤军的改编问题。
会见即将结束时，姜瑞元才表情平静地指示康泽：“必须彻底解决刘湘，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
换句话来说，他是在要求康泽草拟出具体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著名的“四川整军会议”校园全能高手。
康泽闭门草拟计划的几天里，一个午后，姜瑞元召见了贺衷寒。这次召见的时间很长，对这个从前的得意门生、已被认为“脑后生有反骨”的人，姜瑞元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以著名的“娘希皮”咒骂开场。
“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枪子，你们在后方坐地打冲锋，叫讨伐。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穿白衣，骨头还没硬，就想改换门庭？”
对一阵接一阵的咆哮，贺衷寒拿出的，则是他同样著名的涕泪俱下。他笔直地挺立，既不辩解，也不低头。据说，姜瑞元整整怒叱了小半个钟头，贺衷寒则涕泪满襟。
姜瑞元的声音终于低了下来，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私人的念旧，还是理智的政治呢？是顾念起近10年前的黄埔，他还是一个势力单薄的武夫时，那个亲近他、推崇他的年轻才子呢？还是仅仅考虑关、杀贺衷寒的话，会使许多仍然追随贺衷寒的人心灰？
一切都已经无可考证了，但可知的是贺衷寒此后10余年的郁郁不得志，就从这个午后开始的。
三个多月后，贺衷寒被派出国，赴欧洲考察。南京官场普遍认为，这是姜瑞元对高级军政干部免职的习惯手法，事实上是一种放逐。
1937年3、4月间，姜瑞元的再一道手谕，终于到达了朝天宫。手谕很简短，但充满着威严、不容更改的语气：“……即日起，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这个几乎因为赤化思想而死去的军事集团首脑，终于停止了这种疯狂的理念渲染，并且下定决心开始对党国内部进行改革，慢慢脱离赤化的体制和模式。
只可惜，这一切都太晚了，中国没有时间，姜瑞元更没有，历史已经成了脱缰的野马，无人可以掌控民族的命运。野心在的绚丽花朵，是能结出甜美的果实，还是会在点燃的烈焰中化成灰烬？
······
1936年2月1日，根据西安方面高层决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谈判妥协，中华红门方面亦派李克农前往接洽。
几人尚未动身即被中华红门左派军官指挥的部队拦截在城门内，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放弃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
后因何柱国大怒，痛加训斥，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被迫撤去。但这件事已经预示着不祥的苗头，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
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
事变从上午开始发生至中午尚未结束，而红门的第二领袖吉少山于中午1时致电马子任等，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的内容是：“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
事实上，首先被杀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时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甚至在吉少山传达中华红门总部30日晚关于赤军将与友军同进退决定的时候，王甚至还曾一度赞成过左派的主张。
但同志会成员这时几乎把所有赞同妥协的东北军将领都视为他们夺权的障碍，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等一度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首先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
这就是红门担为了达到所谓的**理念，不讲道德lun理，不讲民族立场，只有简单而粗暴的武力夺权。
相反因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躲入杨虎城的公寓，幸免于难。
“二·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
至3日凌晨，事变仍在继续中，但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且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难以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
事至于此，吉少山不得不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杀王之错误”，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