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到1933年，是他一生最富有意味的时期[火影]无所畏惧。这短暂而纷繁的两年，他渐渐地眼热起军国的日本，并关注着法西斯的意大利、纳粹的德国。他开始了从一个军阀向一个独夫的过渡阶段。
从军阀到“独夫”的道路开始了。
他以“第二期**”为名义，追逐着“三大成就”，版图的统一，文化的新生活运动，作为未来社会雏形的“新江西模式”。
姜瑞元要缔造的事实上是一个“新中国”，但到1936年，统一的车轮在西安戛然而止，新生活运动和“新江西模式”，也随着以“火并”为象征的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在一开始就注定了虎头蛇尾的命运。
貌似波澜壮阔的“第二期**”成就的，仅仅是他，这个刚满50岁的人，在1936年10月的寿辰上，以“献机祝寿”仪式为**的所谓“威望”。
威望也如此脆弱，被俘的10天里，经由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嘴，他已经知道了这“威望”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使他进入了震惊、惶恐、寂寞的复杂心态。对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反思开始了，而一生最重大的转折，也在这短短几天内，醍醐灌顶般地完成。
如果说，姜瑞元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时期，青年的军人时期，壮年的“独夫”时期，与晚年的腐朽“族长”时期的话，那么，西安事变那惊涛骇浪般的14天，正是他从独夫到族长的过渡日子。
这个过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为人察觉。
姜瑞元自西安事变后，其性格发生很大变化，不再苛求于人事，更不再以长者自命。这个未来的族长，惊喜地用《圣经》话语来迎接他的妻子。
此时，仅仅一步之遥，在张汉卿官邸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地下室里，戴笠正艰难地捱着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22日午后，飞机刚刚在西安降落，杨虎城部的一队乱兵，就举枪对准了戴笠的脑袋。与他私交不错的张汉卿见状，忙使个眼色，让自己的卫兵“抢先逮捕”了戴笠。
接下去的一天多，这个人似乎被遗忘了。既没有人传讯，也没有人探望，送饭。在黑暗里，比黑暗更阴森的、无边无际的死亡恐惧，一阵一阵地向这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惊人成就的特务头子挤压而来。
此时，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他放荡、凄苦的少年吗？
那整整十年，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懂于人心险恶、市井势利。他是一个顽童，既天真又恶劣，犹如怀揣亿万赌本的赌徒，他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一切际遇，挥霍母亲在乡间用一生积累的好声名。
流窜，诈骗，斗殴，大言不惭，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毫无前途的“破落户”、小瘪三。
这个“破落户”的隐蔽的心底，却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潜伏的大人物。他对人吹嘘过、自诩过，也曾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对待那些发了一笔小财、谋求得一份乱世笑名的同乡士绅。这吹嘘、自诩乃至不屑，得到的自然都是不留情面的讥讽。
这个险恶的时世，没有人肯略略容忍谅解他的挥霍。但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不管怎样的讥讽，他怎样走投无路，当韩信、刘伯温的“志向”，从来没有被磨蚀过半点。
流民的惯性虽然一路贯延进黄埔，他在当黄埔学兵连的司务期间，还曾赌博输掉全连的菜金，随后潜逃。但他终于有了大彻大悟的一天。
只是这一天来得是这样的晚。
他已经30岁出头了，儿子的身高已经到他的胸口了。许多年龄比他懈岁的人，都已经是将军了，他却还是一个草芥一般的中尉。
浙江籍贯，纯粹自学的特务技巧，以及不怕劳累的一个身体，就是他全部的、可怜的资本。他是多么惨淡、多么艰难地经营这些资本啊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蓝衣社就是他的“好风”，湖南籍首脑一面是大积累、大手笔，另一面则是不谙官场深浅、张狂幼稚得近乎“五谷不分”的纨绔表现，更是他的“好风”。
搭乘着蓝衣社的大船，以同样可怜的区区145人，他刺杀杨铨，使自由主义思潮偃旗息鼓。他瓦解“闽变”，使南京首次兵不血刃地度过危机。他上下其手，使“机场大火案”一举平息……
坚忍，不事张扬，然而果敢，招招致命，这就是彻悟后的戴笠。
他终于兼并了调查课，终于有了使人闻风丧胆的“戴笠组织”。但，事变却迫使他不得不把生死置之度外，跟随宋美龄来到西安。
事变发生后，力行社干事每晚都在开会，间有批评特务处在东北军中未尽职者。如果说，他不重视来自朝天宫的这种批评的话，那么，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官场“舆论”。
不管以后是谁的天下，这样的失职都是要追究的。剽窃天下者只会以更理直气壮、更理所当然的方式，剥夺他的权力。
他只能追随姜瑞元，如果说蓝衣社曾经是他权力的基石的话，那么姜瑞元就是他的根本。毫无背景的他，只能去依靠姜瑞元这棵大树。
12月23日下午，饥肠辘辘、且心如死灰的戴笠，终于在勉强透进房间的一丝光线下，用拙劣字迹，留下自己的一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吾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戴笠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