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揭开了反直战争的序幕。孙认为这是他实践反直三角联盟、在北京实行‘中央**‘、推翻北洋军阀的极好机会，于是决定立即出师北伐。9月4日，孙中山召开会议作出决定，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滇、桂、粤军抽调一部随行。
但是，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元帅府并没有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更妄论政府自身正处于极度财政困难中。而占据富庶之地、截收财源的滇、桂军等，根本无意离开他们赖以敛财的地方开赴前线。拒困难重重，孙中山还是义无反顾，坚持出师北伐。20日，孙在广州主持北伐誓师典礼后出发韶关，大本营迁往韶关，广州设留守府，胡汉民任留守大元帅。
按照8月29日签订的6项协议，政府应在7天内发还所扣枪械。时限过后，承诺并无兑现。于是，商团又开始鼓噪罢市。实际上，商团的枪械未能如时发还，与当时正在紧锣密鼓、而又缺饷缺械的北伐有关。
9月12日，胡汉民在给范石生的函中称，‘政府北伐，固我粤人所当尽力者，则商人如何设法，为政府筹措二三百万之入款‘，‘令我北伐军费有着，师行无滞‘。六天之后，在大元帅府召开的北伐军事会议上，各军总司令提出为了筹集北伐经费，要求政府在与商团订立的还械6条件中，额外附加要商团代筹北伐经费300万元的内容。
事实上，本来就不愿开赴北伐前线的滇桂等军将领，现在借口饷械缺乏，更有了拒绝执行命令的‘充足‘理由。
此后10余天，商团仍然为还械协议中增加索款一项与政府争持不下，直到双方矛盾再次激化。10月4日，广东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及100余个县镇在佛山开会，决定发动笫二次罢市，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
9日，孙令发还部分枪械给商团，但商团以所发还的非原枪械且坚持全数发还为由，于同日发动全省罢市。商团指责政府早已将他们所购枪械分给各军，虽然只是商团单方面的指责，但在当时北伐紧急、饷械皆缺的情况下，商团从国外购进的性能较先进的武器被挪作北伐亦不足为奇。孙去了韶关后，在给姜瑞元的函件中，也曾提到要他设法将扣留商团的子弹运往韶关。
孙仍谕大本营秘书处致函商团，晓谕政府发还团械办法及诚意，10月9日又令胡汉民、李福林等依李所拟办法发还团械。当晚李福林奉孙命令到黄埔军校运回枪支4000多杆、子弹12万多发，于次日中午在广州西濠口处交还商团代表收领。
孙逸仙正为北伐的事情和党内党外的诸人争吵，哪有时间去理会陈廉伯这种小虾米？那些枪支弹药，也都一律发还，省的这些人继续闹腾。可是历史却在这里开了一个小玩笑，以至于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局面。
双十节，这个为了庆贺辛亥**而特设的重大节假日，一群红门指使下的狂热门徒，与前来拿回武器装备的商团爆发了冲突。这件事，被赤化了的**党称作“双十节大屠杀”，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没有明确具体事例，仅仅是孙逸仙一人之论断。
这种民间的冲突，并非是什么人处心积虑，和一般的聚众斗殴也相差不多，说是大屠杀就实在有些过了。而且这里面红门的影子也很深，这么巧的一群“反资本主义积极分子”路过，并且一言不合与拿着枪械的商团武装大打出手。
这的确让人非常费解，而钟泱从地宫那里得来的消息，这里面似乎有着马子任此人的身影。教唆民众实行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以激化**党和商团的矛盾为根本目标。
其实在‘扣械事件‘发生后两个月里，孙一直未下武力解决事件的决心，甚至打算藉北伐离开广东这个‘不生不死‘的是非之地。促使他最后决心武力解决商团，与来自苏俄政府的财政援助有很大关系。
早在1923年初孙与苏俄政府签订《孙文越飞宣言》时，对方已承诺要给孙中山的**提供财政支持。但直到一年多后的1924年10月7日，也就是广东商团正在发动第二次大罢市时，由苏联军舰装载的第一船武器弹药才抵达广州黄埔。这批武器对孙尤如雪中送炭，既给他带来了惊喜，同时也鼓舞了他的斗志。
在此之前，孙对苏俄政府代表的意见并非每事言听计从。当时在广州的苏俄政府代表、孙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孙中山放弃广东、仓促北伐的决策，极力主张镇压商团，巩固广东**根据地。
孙的军事总顾问、苏俄将军加仑也坚决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坚持‘除非有巩固的后方，也即是广东以及各邻省出现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北伐才能成功‘。但当时孙逸仙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出师北伐。
现在情况不同了。苏联第一批武器援助到来后，以后还将陆续有来，孙必须重视鲍罗廷、加仑等人的意见。10月9日，孙在给姜瑞元的函中，提出为了对付商人罢市后的局面，要成立‘**委员会‘，这一崭新的名词显然由苏俄引进。孙镇压商团的决心一定，鲍罗廷即为他拟定了详细的镇压商团的计划。
10月12日，由孙自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