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切已经晚矣。收到毛泽d电报的当天下午，粟、谭、陈、张即下达了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1o月24日，开封**守军慑于解放军之威力，不战而东退，解放军豫皖苏军区部队解放开封。
至此，中原大地三大名城郑州。开封、洛阳均获解放。中央军委在给两野战军的嘉奖电中说：“中原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人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拿下郑州后，陈司令员、邓政委根据双方的态势进行了反复研究，于当天下午急电军委，建议把集结地点“改为永城、毫州、涡阳中间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均更方便”。
中央军委、毛泽d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o月26日复电：“同意你们25日申电，以十天行程于11月4日集结永城、毫州、涡阳中间地区的部署。”
略事休息，陈司令员、邓政委即依据毛泽d的指示，率中原野战军第1、3、4、9纵队继续东进，逐渐与华东野战军靠拢，汇合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这一形势的出现已在毛泽d的预计之中。在22日13日的电报中，毛泽d即指出：“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部黄张两兵团被我2、6、1o纵吸引到桐柏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3、广两纵，不但牵制孙、刘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具体行动，可在攻郑后决定。我们预计是以一部留在郑州、淮阳之线，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之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南京黄埔路。蒋总统对战局的展愈加顾虑重重，难下决断。
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后，蒋总统想避免以往所犯的错误，他在与美**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会晤时说：“必须研究中g的战略与战术以及野战部队的组织与训练情形，借使在济南所犯的错误不致重复。”他所说的“错误”，是指把王耀武的7万部队放置在孤立无援的济南城，束手就歼，没有在徐济间尚可通行时及早撤离济南。但是，蒋总统在政治上的需要决定了他在军事上不可能有如此的明智之举。就在他说过这话不久，他在东北的精锐之师又由于他的撤守不定而陷于绝境。现在对于徐州，蒋总统仍然是举棋不定。
蒋总统对徐州守将刘经扶的能力很不放心。刘经扶是**部队中最无能的将军之一。甚至在**将领中，大多数人都瞧不起他，称他为“福将”，这是因为他指挥作战不行，却在**军队中连连高升。抗战初期，作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刘经扶，率部一溃千里，丧师失地，因此又获得了“长腿将军”的称号。只因他“忠实可靠”，又有何部长在朝里作为坚强后援，所以一直是蒋总统的心腹将领。1948年5月，蒋总统任命他为徐州“剿总”总司令，引起**许多将领的不满，他们私下议论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时至淮海大战爆前夕，蒋总统对刘经扶能否指挥徐州各军也表示怀疑，为了预防万一，决定临阵换将。
刘经扶本人早就有离任的想法。在1o月下旬时，刘经扶看到解放军主力由鲁中南南下纵队有1o多个，就忧心忡忡，想找一个有威望的黄埔生来当副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其目的就是想将前线指挥部放在徐州。自己可脱身到后方指挥。
这时，东北战局已急转直下。1o月15日，锦州**1o万守军全军覆没。19日后，长春1o万国民党军或起义或投诚，名城易色。28日，包括“五大主力”中的两大主力新1军、新6军在内的**东北1o万精锐之师土崩瓦解。失败的阴影浓重地笼罩着南京国防部。
1o月28日下午，何部长在南京再次召集国防部作战会议，研究如何应付日益不利的中原战事。第二天，蒋总统的参谋总长顾墨三又邀请何部长等人研究中原作战方针。会议提出守江守淮的主张，但对守淮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攻为守，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铁路上的城镇一律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并以黄维兵团进出周口附近，配合徐州方面作战。另一种意见是将徐州兵力撤到淮河南岸，凭河防守，避开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徐州，依恃淮河阻止解放军南下，以便争取时间经营长江防线。两案比较，国防部和参谋总部的基本意见是采取第一意见。
可是，作为第九“绥靖区”司令官的李延年，直到11月5日开始行动时仍然蒙在鼓里，毫无所闻。
1o月3o日，东北卫俊如集团全军覆没的结局已注定。蒋总统对东北已无事可做，便把杜光亭留在葫芦岛，让他指挥葫芦岛的**部队撤退，自己则返回南京。
在南京，蒋总统立即根据国防部和参谋总部的意见，确定了一个徐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