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虹接着问：“为什么你放着深圳劳工服务部的身份不说，非要说你以前在大学的身份呢？你是不是觉得以前的名头比较响亮？”
杨晓辉说了实话：“我这样做，其实都是张锋教的。他说，我的劳工服务部主要是为城市打工者服务，又是在深圳大城市，而大张村的张大伯是在归德市的农村，两者离题太远，不容易说动你，如果换成三农研究会就合理多了。”
徐虹：“你一直在深圳工作，怎么会突然想到来归德农村替老农民维权呢？该不是也是张锋建议的吧？”
杨晓辉：“可以说是。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虽然在城里工作，但一直关注农村农民的新闻。大张村村民起来抗争后，网上传得很厉害，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刚开始我只是在内心支持他们，没有想着亲自跑到大张村给村民维权。张锋极力邀请我出面替张大伯维权。
张锋和我都关注农村农民的生活，都想替农民做点事，但是，我们也有分歧。
我认为农民工就是改变农民命运的根本点。留在农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到城市里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了，农民的收入现在主要靠打工。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定居，当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地位越来越相等时，农民的命运才会真正改变，三农问题才会真正解决。
张锋则认为，无论国家如何发展，国家进步的原动力还是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只有农民富裕了，国家才是真正富裕了，只有农民的地位真正提高了，国家才是真正文明了，农民就是国家发展的那块最短板。
他说，大张村事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这是农民自发改革自我决定命运的新起点，也是推动国家改革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如果给这些村民提供必要的支持，无形中会给三农问题的解决增添力量。
虽然我不赞成他的观点，我还是听了他的建议，毕竟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是有益的，我们为张大伯的抗争精神深深折服。”
徐虹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她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体会不到农村青年对农村和农民的那份感情。从他的谈话看来，张锋志向“远大”。根本不象是一个职业诈骗犯的言行。她问：“张锋跟你说过他的情况吗？”
杨晓辉：“其实，我跟张锋不太熟悉，我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扣扣上聊天，很少谈论各自的家庭情况。他以前大致跟我说过，他是一个孤儿，跑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事情，吃过很多苦，对社会看得比较透。他想通过自身奋斗来改变命运。”
徐虹：“网上有关我跟他的事情你可能也看到了，他的官司我已经给他打完了，结局如何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另外，他本身也有很大过错。以后，有关他的事情你不要再找我。
张锋现在香港看病，都是殷蔓蔓出的钱，他以后的治疗还是殷蔓蔓负责。你想问他的情况就直接问殷蔓蔓吧。我想，殷蔓蔓是公司大老板，她不会在乎你这点钱。”
她给他提供了殷蔓蔓的手机号，她既然要起诉张锋，就不会再与他保持友好关系。
“谢谢你，你是一个好律师。”杨晓辉明显看出徐虹对张锋态度不佳，迟疑片刻，鼓足勇气说，“其实，张锋也不能说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以前之所以骗人钱财，都是农村贫穷落后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后来，他认识到了错误，积极改正，奋发向上。从他跟我的谈话来看，他非常有思想有远见。如果我的生命能对生我养我的农村和农民有所益处，我愿意把我纤毫般的生命投进熊熊烈火中。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管能不能做到，我都佩服他。”
徐虹从不喜欢听人喊口号，她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听到伟光正的口号太多了。她淡淡说：“在我眼里，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我是一个律师，看人看待问题容易带职业病。”
她的是非观点非常清晰，不能因为是“好人”就可以无视法律，不能因为是“坏人”就妄加迫害，一切行为都应该以法律为准绳。无论张锋是好是坏，无论他是否悔过自新，都改变不了她要起诉他的决定。不过，杨晓辉的话还是让她感到一丝释然，能够知错改错弃恶从善毕竟是令人赞许的事情。
她跟杨晓辉告别，对于这个热心青年，她心有敬意，凡是真心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人都是有爱心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人。她最后也送出她的善意，如果他的服务部遇到法律纠纷或者劳工有法律援助需求，还可以联系她，她会力所能及的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