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虹迎来一位不速之客,杨晓辉坐火车从深圳来归德看望张锋,他不知道张锋已经被殷蔓蔓送到香港治疗。这是张锋受伤住院以来,第一个主动来看望他的朋友。

徐虹本来不想见杨晓辉,告诉他张锋没有在归德,直接打发走他,可是,她又有些问题想问问他,就赶到火车站,约见他。

她有些事情问问他,为什么他要找她代大张村的老支书张云会打官司。

火车旁边有家西式快餐店,徐虹请杨晓辉吃简餐。杨晓辉背着挎包,手提旅行水杯,还是一副推销员的干练打扮,由于坐了二十多小时的火车,满脸疲惫。

两人打开话题,杨晓辉首先表示歉意,他说他早就该过来看望张锋,一直拖到现在,他觉得很对不起张锋。他说及张锋时很谨慎,尽量不触动徐虹的情绪。张锋受伤之前,他并不知道张锋跟徐虹之间有那么微妙的关系,随着一审二审官司在网上暴炒,他了解了许多信息。

二审法庭上,徐虹取消了对常雨泽的杀人指控,仅是指证他开枪伤人,她原谅常雨泽网上散发日记侵犯她名誉权的法律责任,她对法庭证明张锋在案发前存在过错。因此,网上对她的评论也发生变化,认为徐虹终究还是考虑夫妻感情,对丈夫常雨泽手下留情,而对曾与她发生过婚外性行为的张锋有所放弃。

徐虹没有说什么,只是平静聆听。杨晓辉还不知道有关夏华之死的故事,不知道殷蔓蔓雇佣张锋实施报复的秘密,否则他根本不敢当着徐虹的面谈论张锋。

杨晓辉从挎包里拿出整整一叠钱,推到徐虹面前,共一万块,他希望徐虹帮他把这些钱转交给张锋。

徐虹没有接,她看出来杨晓辉只是一个普通打工仔,并没有多少钱,他跟张锋也只是普通朋友关系,并不是张锋的嫡系“诈骗团伙”,他能一次拿出那么多钱帮助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真是难得。她随口夸赞一句:“你真是大方啊。”

杨晓辉连忙解释说:“不,这不都是我的钱,我只有两千,那八千其实还是张锋的。去年,他给我转了八千块钱,帮助我解困。现在他受伤住院,我还他八千块,另外我再送他两千块,很抱歉,我没有更多钱,只能拿出这一点点。”

徐虹诧异问:“他怎么会给你钱?”张锋本人是诈骗犯,以骗人钱财为业,怎么会大方到主动送人钱财?

杨晓辉给徐虹讲述一段故事:几年前,他大学毕业,来到珠三角找工作,先后在东莞、深圳等几家工厂打工,深受长年加班之苦,而且就餐及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工作中,他目睹工友受虐、被殴惨状,深受触动,于是在厂里发起成立工会组织,走出自我维权第一步。结果,他被工厂以为带头闹事为借口辞退。

他开始自学法律法规,借来几千多元,租下一间民房,挂起“深圳市外来工协会”的牌子,专为工友维权。他几次向当地民政局申请注册,均没有成功,民政局根本不受理他的申请材料。民政局要求“外来工协会”必须挂靠某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而他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外来打工仔,哪个市级单位会正眼看他呢?

虽然“外来工协会”没有注册成功,他仍然借积极行动,多次发起有关“维护外来工尊严,保护打工者权益”的宣传活动,还组织发起“取消劳动仲裁处理费,减轻劳动者维权成本”的万人签名活动,他的宣传活动深得工友们的赞成,许多工友积极加入他的活动。

最初,他免费为工友服务,帮助工友做了几个劳动争议案子,很快钱花光了,全靠借债和工友的赞助勉强维持。这时候,幸好有热心公益的企业和境外慈善机构资助,他的劳工维权工作才得以走上正轨。

就在“外来工协会”在深圳工友中间刚刚取得一些影响力时,当地民政局找上门来,批评他的“外来工协会”为非法组织,立即予以取缔。

不得已,他到当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深圳市春风工友劳动争议服务部,为个体工商户性质,继续为广大工友提供权益保护和法律宣传等方面的援助。

但是,好景不长。去年秋,他的服务部先后遭到当地基层工商、税务、安监、消防等单位上门查问,甚至多个部门同时上门检查。莫名其妙地,房东单方面终止租约,要求他的服务部搬迁,停水停电,甚至出现暴力逼迁。他为此报案,而警方认为是租赁纠纷,不予制止和立案。

杨晓辉这才发现,不止他的劳动争议服务部遭受厄运,深圳市其他劳工ngo即民间公益组织如“手牵手工友活动室”、“圆典工友服务部”、“打工者中心”、“青草工友服务部”等都相继被关停,关停情况与他的服务部如出一辙。

“为工友做点实事为什么这么难呢?”杨晓辉他们心中无尽惆怅。他们这些劳工ngo实质都是民间公益组织,他们并非以此发家致富,而是给广大工友们提供社会援助。主要是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职业安全培训、心理咨询、文化艺术娱乐、法律宣传和咨询等社会服务。

毫无例外,这些劳工ngo无一家能获得地方民政部门的批准注册,他们要想生存下去,要么顶着非法的帽子,要么改换身份,变成个体户性质,即便这样,还是遭受取缔的命运。

因为这些事情,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为他们这些草根ngo向政府部门发出呼吁,希望上级领导对这些草根ngo保持宽容之心,毕竟这些民间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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