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把那只用结实的小牛皮制成、内部分成两格的黑色小手提包挺起来，小心地放上紧挨着他的那个空座位时，他才算最后松了一口气。
他把那只手提包提起来的时候，看得出是使了很大力气的。然而他是一个魁梧健壮的年轻人，可以说有点漂亮，头发和胡子是菊黄色的，圆脸，态度文静老实，但不大机灵。他那双淡黑色的眼睛里带着一种紧张、担心的神色。这不奇怪，可怜的家伙！他正担着极大的风险呢。在里装着总值五千万人民币的金子和钞票。他是鼎鼎大名的中国银行的一名小职员，正把这笔巨款从北京总行送往沿铁路线二百公里外的一处分行。
经常运送金子的那位比他年岁大、也比他更有经验的职员，在临出发之前，突然莫名其妙地病倒了。
银行经理要找个人代替。他说，“杨硕，他行。他个子够大的，随便谁想找他的麻烦，准会给他揍得满地找牙。”
这样，这副重担就压到了杨硕身上。要是在北京抢购一场足球赛票，这位大个子会毫不畏缩地去对付任何人，但此刻他却象一个两岁的孩子那样害伯。一路上，直到这会儿，他那双警觉的眼睛和那只强壮的右手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只手提包。但是在这儿，在北京火车站，他巳经把自己独个儿关进了一节头等车厢的单间，火车要行驶四十七公里才到下一个车站。
因此，他舒了口气，轻松地耸了耸肩膀，放下心，靠在软座上，点着了香烟，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体育报纸，很快地就专心读起国际足球锦标赛的报道来，因为杨硕本人在最近的将来也有当上选手的希望。
列车隆隆地开出车站，开始它顺溜的行程—在旷野中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报纸仍然吸引着他的全部注意力，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在对面座位下的阴影里有一对鬼鬼祟祟的、锋利的目光正在汪视着他。他也没有看到那个瘦长、结实而又灵巧的人体伸直了，象一条蛇似地不声不响在车厢地板上爬过来。
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感到，直到他觉得有一双杀人的手正在卡他的脖子，有一只膝盖正在压住他的胸部。
杨硕是很强壮的，但他还没有来得及使出力气，就已经仰天躺到在车厢地板上，—块浸透了麻醉药三氯甲烷的手绢塞在他的嘴和鼻子旁边。
他拚命挣扎了一阵子；半抬起身子，几乎把抓紧他的那个强徒推开。但即使他还挣扎，麻醉药使他的力气和知觉都消失了！他沉重地例了下去，象一根木头似地躺在车厢地扳上。在失去知觉之前，这个忠心耿耿的人最后一个念头是：“金子丢了！”当他从死-般的昏睡中苏醒过来，还迷迷糊糊、头脑胀痛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念头仍是。“金子丢了！”列车仍在全速前进；车厢门仍旧锁着。但车厢里是空的，手提包不见了。
他惶惶不安地在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寻找—什么也没有。杨硕砰地一声落下窗子就大声喊叫起来。列车开始减速进站。六个乘警一起跑过来，车站站长按他的身分在后面慢慢走着。很快就在杨硕的车厢门口聚集了一群人。
“我有一只装了五干万人民币的黑色手提包被人抢走了！”他喊道。
这时，管理员推开人群走了过来。
“您是在哪儿被抢的呢了先生。”他边说边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个衣着不整、神色惊惶的杨硕。
“从北京火车站到这个车站之间。”
“不可能，先生。从北京到这个车站之间，列车是不停的，而且车厢是空的。”
“我在北京时也以为车厢是空的，但肯定有人躲在座位下面。”
“现在在座位下面可没有人，”管理员粗暴地把杨硕的话顶了回去。“您最好还是把情况对警察去讲吧。站台上有个侦探在那儿。”杨硕把情况告诉了那个侦探，他一本正经地听完之后对杨硕说，在进行侦察之前杨硕要受监护。给北京站发出一个电报，但发现电讯交通中断了。故障一定是刚发生的，因为不到一小时之前还发去过一个电报。故障很快就查明了。在离北京约九公里处，有几根电线被拉断，挂了下来，有一根电线秆上的绝缘瓷瓶被打碎。四周围地上有很深的脚印走过，在相当长一段公路上还能看到这一脚印，后来就消失了。其他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出事后第三天，女侦探杜霞正坐在厅里专心工作，外面送进来一张名片。“雷龙博士”。接着走进一位身材高大、慈祥的中年绅士。
“是杜霞秀吗？”他说着，伸出手来。“我的朋友罗文博士曾对我谈起过您。我是来向您求援的。我是中国银行的主耍合伙人。您大概巳经听说铁路上那件抢案了吧，”
“我所知道的就是登在报纸上的那些情况。”
“我也谈不出更多的情况。我亲自来拜访您，杜霞秀，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个案件十分关切。倒并不全是为了钱—拒这笔款子为数当然可以说是可观的。银行的信誉正面临着危机。我们对雇员的待遇是良好的，这一点我们经常引以为骄傲。并且直到现在，我们这样做的收效是极明显的！差不多一百年来，在我们银行的职员中没有发生过一起欺诈或舞弊的案件。对我们的银行来说，这是一项可以自傲的纪录，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把它保持下去。现在对年轻的杨硕，怀疑很大。当然，如果他是有罪的，我耍求惩办他！但如果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