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扬州印刷的粮票、盐票，跟李慢侯的东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作为善于用钱引敛财的宋朝官员，他们都知道李慢侯肯定是利用这种票据在敛财，可当初这些票据在江北的藩镇势力里流传，他们根本限制不了。当赵鼎收回了一些藩地后，在这些地方打击这种粮票和盐票，就成为朝廷的一种政策。
盐票、粮票也被称作藩票，藩引。畅行江北，已经有五个年头，老百姓早就接受了这种比钱引靠谱的多的货币。虽说这些藩引会随着粮食和食盐上下波动，可钱引那可是一水的下行，只跌不涨，相比而言，藩票可靠多了。
因此赵鼎在扬州、真州直到开封府，推行的钱引制度，其实对抗的并不是东藩势力，更多的是跟民间经济力量对抗。这种对抗，如果没有政权强制介入的话，肯定是会失败的。吕颐浩在徐州、泗州遭到的遏籴，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反击。
这次朝堂上的争斗，吕颐浩甚至都不是主角了，任用晏湲，为他引入了一个强援，户部尚书晏孝广自然是支持他的。
晏孝广跟一群言官开始激辩，双方其实都不着四六的乱弹琴，精确的金融逻辑他们都不太懂，所有的辩论都处在思辨阶段，无法用数字范式拉回到科学领域，时代局限，否则金融学和社会学可能就诞生了。
最大的大旗肯定就是国与民了。赵鼎系的言官认为推行钱引，于国有利。吕颐浩系的言官和晏孝广则高举老百姓的大义，认为江北的淮引已经流行数年，老百姓皆喜欢淮引，用淮引便民。
利国还是利民，这种冲突，从王安石和司马光时代就开始了。最终靖康年间自愿殉难的太子傅孙博总结说“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意思是祖宗之法是利民的，王安石变法至少是利国的，蔡京时代的法是利于奸臣的。这个说法，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
现在朝堂上演变成了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斗争，结果也就没有结果了，因为司马光的信徒更多。自王安石变法以来，似乎所有的名臣，都是反对者。司马光那些人，如果只是教条的认为他们是出于私利，代表地主阶级在打击变法，那就真的太小看他们了。他们跟王安石一样，都是出于内心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战斗。如果仅仅是为了私利，那其实太容易对付了，收买就可以了。
恰恰是这种，不计私利，只为理念而斗的行为，是很难办的。王安石身后有宋神宗，却一直孤身战斗，宋神宗同样也在孤身战斗，因为宋神宗的母亲、皇后都是反对他变法的。两个孤独的人，试图进行一场宏达的改革，注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王安石之后，蔡卞继续推行变法。但已经大势已去，宋神宗一死，司马光、苏辙废了所有新法，只保留了极小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代役法和西军。直到蔡京当权后，才开始大肆打击司马光派系，将司马光当时的大批名臣列为奸佞，刻元祐党人碑，列在党人碑上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徒。党人碑就立在皇宫前，上朝的蔡京党羽，都要向碑上吐口水。
围绕这块石碑，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有说因为石匠不肯接刻碑的活被蔡京流放的。后来这块碑在夜里被人砸毁，外界传闻说是星辰坠地砸毁的。
在刻元祐党人碑的同时，蔡京还将当年被司马光打击的王安石一派官员列入圣贤行列，王安石配享孔庙，封王。
由于蔡京的关系，王安石的名气进一步败坏。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个跟天下人斗争的孤臣，死后还要被蔡京这样的人利用。
蔡京肯定不是一个为理念而战斗的人，他可能有理念，也是变法派，但他并不会为了这种理念而战斗，他是为了自己的权势而战斗的人。王安石倒台后，他非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赢得了司马光的肯定。因为他开始按照司马光的方式当官，而且当的很好。让司马光评价说，如果人人都像蔡京，何愁天下有困境。
蔡京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坚定的立场，但非常有能力的人。但他毕竟是一个王安石党的人，他太臭了，导致王安石死后也无法翻身。
如今朝堂上的人，谁也不敢说王安石的法好，哪怕他们其实也在用，也在用那些茶法、盐法、市舶法来敛财，但不能说出来。
吕颐浩和晏孝广的话却是可以大说特说的，因为江北的老百姓不喜欢用钱引，不是他们不想推行。
而且他们也坚定反对说江北的票据是藩引，这不是藩引，这就是淮引，两淮自己印制的引票。不是藩镇私印的，晏湲还拿出了扬州印刷盐票、粮票账簿，声称这是扬州官府印的，跟藩镇没有任何关系。每年印制的数量各自只有一百万斛，三年一换，市面上流通的淮引，一斛粮食不会超过两贯钱，一石淮盐，也不会超过两贯钱，这些淮引总价值不会超过四百万贯。正是因为印的少，所以才更值钱，老百姓才乐于使用。
吵到最后，双方完全成了乱扯。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赵鼎言官坚持推行钱引，利国而不害民，他们也只能这么说，明明心里都知道，钱引是搜刮民财的工具，但不能那么说。吕颐浩一方，也不能说钱引是害民，因为这样吵就没意义了，江南的钱引还印不印了？印了害民，不印朝廷完蛋。
在为国为民一事上辩不下去之后，言官们开始转向技术层面。赵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