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第二次北伐，自然是朝堂上的重点。
吕颐浩坐镇前线，这就是他的本钱，吕颐浩党派再次翻身，在朝堂上开始跟赵鼎集团内斗。
吕颐浩的战斗力很强，从地方到中枢，他的人不断弹劾赵鼎。
第二次北伐，其实是失败的，但吕颐浩的捷报却不断。韩世忠仅仅在河北保住了卫州，就被吕颐浩描述成一场了不得的大胜。赵立保住了开德府一个濮阳县，也算到吕颐浩头上。丽琼出击泽州损兵折将，也高喊出兵的意义，报了很多没有斩首的捷报，说杀伤了好几万女真人。
赵鼎势力揪住这些漏洞，不断攻击吕颐浩，官司从地方打到中枢。
最终吕颐浩强势弹劾徐州和楚州地方官府，因为他们竟然遏籴，所谓遏籴，就是不让买米，或者遏制买粮。吕颐浩认为这影响了他部队的粮草供应，否则他都能打到保州去，收复祖宗陵寝之地。
这完全是借口。
事实上遏籴这种事，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北宋蔓延到现在，地方州县之间，经常为此互相弹劾。遏籴的原因，一方面是粮食不足，一旦某地闹饥荒，当地官府第一反应，就是禁止外地人来买粮；另一方面，则是混乱的货币体系，尤其是南宋政权，前几年为了扩大财政，无所不用其极，滥发了太多钱引，又大规模缩减铸钱，逼迫老百姓不得不使用钱引。老百姓的对策是，铜钱储存，钱引尽快花出去，或者尽量不收钱引。本地人之间的交易，尤其是跟官府的交易不敢拒收，但外地钱引进来，不但可以拒收，本地地方官还会支持。
聪明的地方官都对钱引十分排斥，选择性的支持本地商人拒绝外地钱引。钱引本就有流通区域之分，铜钱其实也是。宋王朝限制铜钱出口，在边境地区常年采用铁钱，避免铜钱被对方换走，加剧钱荒；这种方式，后来被金国学到。现在在两淮地区，南宋王朝已经开始推行铁钱，严禁铜钱过江。就是防止铜钱流入刘豫政权。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手段，历史上西方也流行了很多年。
吕颐浩为什么弹劾徐州和泗州，就是因为他派人去两地采办军粮，而被当地商人拒绝，找当地官府，官府推诿不管。为什么徐州和泗州人不卖粮给吕颐浩？如果他拿着真金白银和铜钱去，有的是人做他的生意，可他拿着的是钱引，商人根本不想要。
吕颐浩手里钱引很多，是他自己印的。他当年在建康做都督，朝廷许他四千万缗经制钱，这次来开封坐镇，则许给他一万万经制钱。按说整个江北的财政都可以由吕颐浩截留，当然指的是那些藩镇外的地方州县，基本上是沿着运河一直到开封的一线。经制钱吕颐浩可以截留，但依然无法满足，朝廷给了他大量新印的钱引，数量高达三千万缗。
吕颐浩拿着这些钱引去买粮，在江南大概是可以买到的，可在江北商人却普遍抵触，因为江北流通过太久的粮票、盐票，商人根本不想要钱引。本地的不敢拒收，外地的就没什么顾忌。
而地方官，出于保护本地商业的考虑，也不想要太多钱引流通，因为大家的共识是，钱引越多市面越乱。加上徐州、泗州，毕竟收复时间不长，经济恢复的不如其他州县，粮食也不是很充足，所以地方官才选择遏籴。
当然这种弹劾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权力争夺，因为徐州、泗州的地方官，恰好是赵鼎的派系，而不是吕颐浩的派系。拒绝钱引的不止徐州、泗州，楚州、扬州也在拒绝钱引，淮阳军、海州一带的东藩境内，钱引更是买不到任何东西，但吕颐浩却没有弹劾这些地方遏籴，就死咬着是徐州、泗州遏籴，影响他的北伐大计。
以吕颐浩的权势，换两个地方知州是轻而易举的，他在建康坐镇的时候，建康府路的知州，他都是随便换的。但这次赵鼎却死撑着跟吕颐浩较劲，江北这些州县，是赵鼎从藩镇手里扣过来的，他不想轻易就交给吕颐浩。
直到冬天结束，这场激烈的朝堂之争才告终结，因为吕颐浩拿出了一份可以让朝堂闭嘴的战功，倒不是他自己打出来的，而是李慢侯打出来的。
“阵斩二十万。生擒八万！吕都督询问，是否来临安献俘？”
这是吕颐浩报告的军功，水分肯定有，但是不会太大，因为李慢侯也上了同样的捷报，阵斩八万，生擒六万。
如果换一个人，朝廷肯定让他们献俘，不是为了夸功，而是为了遏制将领乱报。因此现在很多战功中，不但没有斩获数字，也没有俘虏数字，比如仙人关大捷，奏报就是杀敌无算，没有任何准确数字。
可是李慢侯的战功，往往是两份，一份是跟吕颐浩一致的数字，显然是跟吕颐浩讨论过的。另一份则是通过公主给皇帝的私报，现在已经被皇帝相信是准确数字，往往精确到个位数，你真要，他真能拿出来。
吕颐浩的水分也容易挤出来，你让他来献俘八万，他送来六万人，说路上死了两万，谁也拿他没办法。
如果是几百人，献个俘热闹一下也就算了。可是这几万人，赵构可不敢要。几万人都杀了，显得他不仁，几万人养在临安，他要睡不好觉。那可是几万女真人。也未必是女真人，李慢侯明确上报说是女真人从草原上征发的部落骑兵，有党项人三千，白鞑靼人一万，阻卜人两万，另有黠嘎斯人五千，契丹人一万，女真人两千。女真人中还细分了奚族人、渤海人、契丹人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