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需要插一句，前面说到了辽朝的一些政治文化习俗，其中提到了它们的科举考试，这其实很有意思的，可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因为它们的科举考试其实跟我们是有一些不同的。
首先，大家都知道了，在古时候，我们是儒家文化为尊嘛，向外输出的也是儒家文化和思想。
自然，辽朝也不例外，很是受了这方面的影响。
而随着儒家思想的地位在辽朝不断提高和辽朝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儒家文化在辽朝统治域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日益扩大，诵经习儒已经逐渐成为那时辽朝社会生活中的时尚。
的确，儒学的发达，学校的设立，科举的实施，不仅提高了北方游牧社会的文化素质，更是促进了北方游牧社会的进步，而且随着儒家文化影响到北方游牧社会的诸层面，北方游牧社会与中原汉族社会之间的文化差距逐渐缩小，为民族的大融合铺平了道路。
显然，在这一过程中，辽朝科举制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要知道辽朝是以武立国，在建国之初，兵势方张，庶事草创，“礼之用未遑”，尚未触及科举制度。
至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辽朝为了稳定统治，适应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始在南京地区署置科举制度，以收汉族、渤海族士人，充实辽朝官僚机构。
此后，经世宗、穆宗的政治变乱，导致科举之事设废无常，随宜性较强，直至景宗保宁八年(976年)“诏南京复礼部贡院”，辽朝科举制度才逐步稳定下来。
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诏开贡举”后，辽朝科举制度由带有随宜设置的倾向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由此科举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和更加成熟，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加凸显。
也就是说，辽代科举是至圣宗耶律降绪统和六年(988年)，方行贡举。
其规制“颇用唐进士法取人”，意思就是，辽代的科举制度是大致仿照了唐代的科举制度的。
最初每冬只放进士一二人，开泰元年(1012年)后逐渐增加取士人数，每科录取人左右，并规定契丹人不准应试。
取士人数最多时，达一百三十余人。
进士分甲、乙两科，最初只设乡贡、礼部试二级。
到了重熙五年(1036年)十月，巡兴宗耶律宗真在丞相张俭的建议下，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为题，试进士于廷，廷试亦成为辽之科举制度。
举资料记载，辽代约开贡举56次，所取状元可考者53人。
56次贡举，对于一个先后存在209年的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而言可谓不少。
但是需要说明，在那时进士出身，真正任命为官者，却少得可怜，可见辽统治者对科举的真正含义还缺乏科学的研究，又因辽之契丹文难考，保留的辽代科举资料又甚贫乏，作者菌也只查到这么多，也就只能粗略的给大家说一下，至于具体如何的话，还是期待有更多的发现吧。
与此同时还有金代，毕竟宋辽金三个国家嘛，同一时期，算是相辅相成了，提到大哥自然少不了二哥，也的确，金代的科举制度是在总结了辽代的科举制度的经验教训后建立的。
“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
就是说，辽代虽然沿用唐朝科举制度而行科举，但进士出身被任命为官的，也只不过十分之二三，科举只不过是个摆设。
“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
就是说金代科举虽采唐宋之制但能扬长避短，对进士出身者能予器重，而法亦非常严密。
金在开国之初，考试分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类。
词赋进士考试、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考经义、策论各一道。
录取名额不定，考试亦不定期。
到天会五年(1127年)，金军占领河北、河东之后，官吏贫缺，急需补充。
金太宗便根据辽、宋旧制的不同，下诏对南北士人各以其素习之业取士，号称“南北选”。
至天眷元年(1138年)五月，熙宗亦下诏，命南北选各一词赋、经义两科进士。
天德二年(1150年)将南北选合而为一，并取消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
到世宗完颜雍时，科举考试得以进一步改革:一是增加了时务策，海陵王时科举不考时务策，“士人不以策论为意”，影响了人才质量，为此世宗提出“并答时务策，观其议论，材自可见，卿等其议之”，故官员缺额较少，后罢掉南北选，每科取士不过六七十人，官吏缺员严重，有鉴于此，世宗便命“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于数。”
自此后，第科取士名额增加，至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取士达586人，承安二年(1197年)，高达925人。
三是增设女直进士科，即策论进士，这是专为女真人设立的考试科目，该科设于大定十一年(1171年)初只试策，每场一题，用女真大字，后又增试诗或论，用女直小字。
可以说恒古以来，采用少数民族文字进行科举考试，这在我国历史上算是一大创举。
而本科设立后，首次考试在大定十三年(1173年)举行，共录取徒单镒等27人。
所取之士全部被任命为女直字教授，充实和加强了女真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