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大臣出使，身边都会有皇城司的人相随，人数为两人。
“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与偕，察其举措”。
苏辙在其栾城集中也记载了此事，“臣等近奉使北朝，窃见每番人从内，各有亲从官二人，充牵栊官”。
这种政策还一直延续到了南宋。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曾下诏：“应差生辰正旦非泛辈使并接送伴官，合差国信所指使译语亲从官，及皇城司亲从官，并仰依祖宗旧法，听审使副问答语言及见闻事件，兼觉察一行人，务于令整肃，可剳与主管往来国信所，今后遇差奉使等官，令检坐条法指挥官报，常切遵守，毋致灭裂。”
在这份诏书中清楚地指明了亲从官的任务：伺察奉使使副的言行，防止他们的举止过失和泄漏国家机密。
乾道以后，则完全绕开了朝臣直接以干办皇城司担任接伴金国使臣职务。
“乾道元年十一月三日，诏吏部侍郎陈天鳞假礼部尚书，干办皇城司宋直温假保康军承宣使，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副。自后接伴同此”。
在今人的研究中，对于皇城司陪同外交大臣出使的职掌，多是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宋朝对外软弱退让，以消极防御作为国防方针的表现。
同时，也说明了皇帝对于大臣的极端不信任。
不过这种说法虽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作者菌认为并不尽然，除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朝统治者强烈的情报保护意识。
让皇城卒与大臣共同出使或接伴，并非是某一皇帝的心血来潮，而是出于政治、军事安全的考虑。
如辽兴宗时，向宋索要关南之地，宋朝政府为此特地遣富弼使北进行交涉，并授以五书，各书所载增币数额不同，富弼留二书于宋境雄州，只持三书前往契丹，但由于辽国事先知道了富弼持有三书的信息，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富弼“徐出一书，辽人意未厌，复出一书，至于三，辽人密探文忠箧中止有三书，遂从约”。
这里探得富弼持有三书的人，应该是辽之接伴使。
在辽方占主动的情况下，出使的结果是宋朝岁增币二十万予辽国。
同宋使负有刺探对方情报的职责一样，对方的使臣也同样肩负着刺探情报的重任。
辽史记载：“耶律虎古使宋还，言宋人必取河东，合先事以为备”，后“宋人果取太原”。
可见，大臣在出使或接伴的过程中，如果稍不谨慎，就有可能泄漏国家机密，对国家的政治、军事行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严重者还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
因此，为防止情报外泄而采取一些措施是很有必要的，派遣皇城卒偕同出使、接伴的目的就在于减少或避免以上情况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