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中的艰辛和凶险也只有武后自己才能体会。大唐江山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她半辈子斗智斗勇才得以传承，她的所作所为不允许她有丝毫的闪失。
她所能够承受压力和所担当的责任已经远远超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她可以毫无保留地为大唐江山付出一切，甚至铤而走险；而裴炎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个人的声誉和地位。
一个默许属下造反，在关键时候又只求保全自己声誉、地位而置武后乃至皇室死活而不顾的大臣。哪怕有多大功劳，有多少人为其辩护，他都必须死，这就是最好的裁决！那些群起为他说情的朝臣也必须分化瓦解：凤阁侍郎胡元范、侍中刘景先下狱。宰相郭待举贬为太子左庶子。
宫廷法则容不得别人分辨，也容不得她有半点的心慈手软！时隔不久，单于道安抚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自认为战功卓著且手握重兵，是武后的得力助手，可以为裴炎鸣冤。便以密函向武后求情，武后再次果断出手，利用程务挺麾下偏将裴绍业将程务挺斩首于军中。
裴炎死了，死在他多年崇拜和追随的偶像手下。其实，裴延在喊出“请太后还政皇帝”的时候，就知道他同武后已经是恩断情绝，也知道其后果和结局。
裴延所要坚守的是大唐秩序，所要维护的是大唐正统，扬州叛乱事实本身已经与他毫无干系，他对大唐皇室对武后的恩怨是非就此作罢。能够守住的和不能守住的也就此了结。
他不想为自己申辩，尽管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为自己申辩，他是先帝高宗重用的大臣，同样也是武后重用的大臣。
然而，在如此局面下，除了事发当时支持武后，其事后所有的申辩都已经于事无补，况且他所接受的全部教育，他所恪守的lún_lǐ道德，不容许他对武后再做出妥协。这是他安身立命的全部依托，也是他作为忠于大唐皇室之大臣的全部操守。裴炎也曾妒贤忌能，伤害过朝中大臣，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那是开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献定襄所获囚俘，他在明知裴行俭许愿囚俘不死才使他们投降的情况下，以“伏念是程务挺、张虔勖逼近营地，加上漠北回纥南向进逼，走投无路才投降的”上奏，杀阿史那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令裴行俭感伤不已：“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裴行俭因此称疾不出。
这种妒能害功的行为，也曾引起朝中其他一些大臣的不满。尽管如此，与他对大唐皇室的忠诚和为朝廷所做出的贡献相比较，仍不失为小过，不会引起他更多的内疚。同时，裴炎多年从政，自然明白宫廷法则，更知道为官当政的风险。
如此等等，在他刚拘捕入狱，左右之人劝他对使者说些卑谦的话以保全自己时，他留下坦然的一句话，那就是“宰相下狱，哪里有再保全的道理！”最终没有屈节。这或许使武后乃至天下在他死后能够看重他的人格。
李敬业以“匡复唐室”的旗号起兵造反，也彰显出武后以太后之身临朝称制的尴尬。对已经掌握或操纵皇权的她来说，自然不甘于屈居于皇太后之位，在她心目中，大唐江山的继承非己莫属。因此，在扫除朝廷内外障碍和壁垒的有利条件下，武后加快了称帝的各项准备。
她几经淘汰，提拔了裴居道、韦思谦、苏良嗣、魏玄同等几位声誉俱佳政绩卓著的大臣为宰相，又重用黑齿常之、李多祚、权献成等名将，稳定了朝政；抽调精通法律的专门人才整理修改自唐初几十年来实行的律令，编成了《垂拱式》二十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及《垂拱新格》二卷；撰写《臣轨》成书一部，普赐群臣，以教为臣之道；吸取李敬业叛乱的教训，大力提高御史台的监察权，加大对地方官员的督察，在《垂拱格》中明文规定，监察御史、侍御史每年分春秋两次定期出巡全国各地，监视督察各地官吏。武后认为，在经历这场内乱并一路扫清政敌之后，代唐称帝已刻不容缓。
就自己为这个朝代所付出的心血而言，这是应该得到的名分；没有更为稳妥的退路，这也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只有明正言顺地称帝，才能使自己多年所付出的心血不至于付之东流，才能实现自己更为远大的抱负。
改朝称制的进程按照武后设置的步骤正在加快，一切都是乎得心应手。在经历了一场大扫荡大清洗之后，宫廷内外。为武后的智慧而信服者有之，更多的是为武后的强势而畏惧而膜拜。
于是就有上天垂像，就有瑞石出氾，如此等等。武后非常清楚。在一个崇尚力量、崇尚天命的时代，没有比强势作为的手段和君权神受的声誉更为重要。称制路上，她需要天下认可，需要有更多的人与她携手同行。
然而，她可以广开仕途。网络天下人才，却很难解开士子们的儒家情结。就在裴炎、胡元范、刘景先、郭侍举这些昔日的追随者分道扬镳之后，凤阁侍郎刘祎之又一个以维护皇权之名与她分庭抗礼。
作为北门学士之首的刘祎之，是武后多年培养并委以重任的大臣。这个以“推善于君，引过在己”的名士，其才华和人品深得武后信任。早在高宗晚年，协助皇帝处理朝政的武后深感朝廷人才青黄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