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点就是日本政府所一直担心的，他们之前委婉的拒绝陈锋入境，就是怕陈锋跟这个人数和实力日益膨胀的歌迷联合会直接联系上，从而让一个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控制住自己国家内部一个强大的而且带着宗教性质的民间组织。
日本的右翼势力和右翼团体由来已久。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都是与日本右翼分子鼓吹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的。战争期间，日本右翼与军阀、财阀紧密勾结，疯狂对外侵略扩张。二战后，日本右翼团体一度被解散，右翼势力被大大削弱。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始，在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目的的庇护下，不仅日本旧的右翼势力复活，而且还产生了新右翼团体，并且逐渐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冷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势力日见膨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被盟国整肃的日本右翼法西斯团体共233个。可是，到1951年夏天，日本的右翼团体却恢复到540个。到1989年，右翼团体已达840个。共12.5万人。据统计，目前日本右翼政治团体数量已超过900个，还有大批右翼团体根本就没有到政府登记。日本右翼团体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圈，仅在东京就有右翼团体350个，人数8万多。
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的发展大致分4个时期：上世纪50年代是恢复阶段，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猖狂活动阶段，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是发展、巩固和充实力量的阶段，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是疯狂否定侵略历史的叫嚣阶段。从其组织和成员来看，规模较战前大，成员复杂，从民间到政客都有人参加；从活动的方式和性质来看，战后的日本右翼与战前右翼非常相似，进行恐怖活动，策划军事政变，镇压进步力量，扼杀言论自由，极力否认侵华历史，坚持皇国史观，鼓吹极端民族主义。
日本右翼团体膨胀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日本经济界的大力支持和政界的庇护。二战期间，日本右翼团体的活动资金主要来自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这三大综合财阀。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开始，这三大财阀以新的组成形式相继恢复，既充当右翼团体的经济后盾，又借右翼团体捞取政治资本。例如，对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支持的企业有95个，财团有16个。“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几乎网罗了日本的所有右翼学者，每年的活动经费达4.2亿日元以上。该团体近年来出版了100多万册各种否认历史的图片集，每年在日本各地组织上百次否认侵华罪行的集会、报告会、讲演会等。“编撰会”活动的主要财源来自于有实力的企业和财团，其中包括人们熟知的鹿岛建设、三菱、住友集团等。再如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的会长是日本大企业华歌尔公司的董事长家本幸一，而 “日本会议”的分会“大阪会议”的支持企业则更多。
同时，日本一些企业、财团还利用大学同学、社交密友、朋友介绍等私人关系的渠道推进右翼势力发展。包括日本历届首相在内的政界要人也通过某些“私人团体”与右翼势力及财界有着密切联系。臭名昭著的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私人咨询机构“思考东京问题恳谈会”中，既有大企业人士，也有诸如小林善纪、藤冈信胜、米长邦雄等右翼分子。
“日本皇民党”、“大日本朱光会”等50多个右翼团体频繁活动。在东京等大城市，几乎每天都会遇见。他们的宣传车不断播放战前的日本军歌、大东亚圣战、尊皇爱国以及反共反华等口号。这些右翼团体还经常对主张走和平道路、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反对修改和平宪法以及主张日中友好的人士进行暗杀和恐吓。每逢日本和平势力举行集会和游行，这些右翼团体也总要到现场进行破坏和捣乱。日本警方对右翼团体的行为采取放纵态度，在客观上助长了右翼政治势力的气焰。
在long的影响力扩大至日本之前，日本右翼团体活动极为猖獗。在日本朝野的影响力日趋扩大之势，新版历史教科书通过审查、日本将“钓鱼岛”灯塔“收归政府”等一系列活动都是右翼团体在唱主角。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不断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就有日本财团的支持和政府的庇护。一些企业和财团为“日本青年社”登岛活动提供了大量经费，而且，对登上钓鱼岛的右翼分子每人奖励数千万日元。
日本出现的这种政治动向不能不使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深感忧虑。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协会、日中友好会馆、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中经济协会、日本青年团体协议会等进步的友好团体不畏艰难险阻，以各种方式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积极主张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右翼势力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右派”，是以某种“革新”和“激进”面目出现的极端的社会派别。在近代历史上，右翼势力对日本国家军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