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给这些当官的发工资，朝廷当然也要有收入，此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收税了，表面上主要有三种：土地税、人头税、力税。
土地税就是田租，此时搞的是占田制，允许男子一人有权占土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然后按男子五十亩、女子二十亩收“课田税”，标准是一亩八升粮食，中间还搞了个“次丁男”的概念，课田数在成年男子和女子之间。这个政策看上去很好，你有七十亩田，却只按五十亩缴税，相当于有二十亩的自留地。遗憾的是，那七十亩所谓的占田，只是理论上的权力，实际上有没有就很难实现了，但五十亩的田租一分也不能少。再者说就算能占七十亩，大多也都是垦荒肯出来的，那时候没有农药化肥拖拉机收割机什么的，水利设施也跟不上，一亩才有多大产量？平均一两石就不错了。按说一两石交八升也不算多，但大部分土地不是农民而是地主的，收成得先交一半给地主，所以农民的税赋是很重的。
人头税就更可怕了，只要你是国家的人，满了七岁后每年都要按人头向国家交钱，少的一两百钱，多的三四百钱，交绢、棉的也有，但只要不死就得交，据说残疾人也不能免税。
力税就是徭役，这个好像延续了很多朝代，好像记得解放后还有，叫“出夫”，村里的劳力每年似乎都要集体参加修渠、建坝、筑路之类的工程，但大家倒也都积极参加，因为吃得比平时好。我对此印象十分深刻，因为第一次能吃上有豆子面的窝头，就是出夫的人带回来的。这时候好像每年有一个月必须为朝廷免费干活，你要不想去也行，而且很好办----交钱就行了。
此外当然还有五花八门的税，像什么关税、车船税之类的不一而足，也不排除皇上或官员缺钱了，就立个名目来收收税，或者美其名曰让你捐献捐献，反正不捐的后果会很严重。
上有政策，下自有对策，少报瞒报的不在少数，天高皇帝远的干脆就不交了事，除非上面派兵来。
而在这样的环境里想发展产业，简直千难万难，因为商人地位最低，征税又征得最重，比如车船税对当官的、当兵的都是免税的，重点就是针对商人。而铁、盐、酒时不时地要被朝廷垄断一下，引发数次激烈的斗争，但即使最终允许民营，税也证得极高。所以这个时候的盐是非常贵的，一石盐平均卖800钱，比米贵了两三倍。
但比较好的是土地是可以自由流转的私有制，不像当今的社会一样需要这个规划、那个许可的，而且占田制对士族有优惠政策：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贵族官僚还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族。所以在这个时代最理想的发财途径就是：当官，买地。
怎么才能当官呢？这个年代的等级观念极强，出身门第特别重要，如果出身不好就很难混，就算混出来了依然会象刘备那样被人耻笑出身。而且这个时候连我们无比痛恨的科举制度也没有，只有一个所谓“举孝廉”的制度，而成为孝廉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通晓经书，当然这个经书不是佛经，而是儒经，儒家的各种经典著作。
哥既不懂佛经，也不懂儒经，出身更是莫名其妙，走正途是当不了官的，但既然是乱世，还有一个途径可以当官，那就是：花钱买官。自古卖官鬻爵的事皇帝都没少干，汉朝的桓帝和灵帝皆精于此道，甚至已经明码标价了。
而刚刚死了没多久的晋武帝司马炎虽然称得上开国皇帝，但这种一般情况下只有末代皇帝才干得出的事他竟然也干了，难怪有人说晋朝开国即有亡国之相。
据说晋武帝司马炎曾问司隶校尉（这个官很大，袁绍、曹操、张飞、诸葛亮都干过）刘毅，他可比汉朝哪个皇帝。刘毅回答说，桓帝和灵帝。晋武帝很吃惊。刘毅接着说：“桓帝和灵帝时，卖官鬻爵，钱归国库；陛下卖官鬻爵，钱入私门，这样说来，陛下连桓灵都不如。”
也不知道刘毅这样说老大下场如何，但晋朝皇帝卖官的买卖的确从开国就开始干了，如果行情没太大变化，二千万可以买个两千石的郡守干干，一个亿能买个三公当当。
钱我是有的，但送钱也要有门路。恰好武都的郡守杨茂敏朝中有人，还和征西将军杨千万是近亲，所以我决定通过他来买个官。虽然不当官也可以悄悄地收购土地，但名正才能言顺，总不能到时候背个违法甚至谋反的罪名，毕竟此地离朝廷总部还是太近了。
主意打定，我先把司马白找来：“我有件事得麻烦你。”
“请主公吩咐。”
“你是士族出身？”
“是。只是父母早亡，家产也被我输干净了。”司马白淡淡地说。
“那你读过书咯？”
“读过一些，但是不太喜欢，挺无趣的。”
“现在或许有件有趣的事要你去做。”
“什么事？”
“当官。”
“当官？当年我父亲就是不喜欢当官，才选择在天水这个小城闲居，我对当官也没多大兴趣。”
“为什么？”
“官场上都是些虚伪肮脏的东西，实在令人生厌。”
“要是我让你做一个做实事的清官呢？”
“这怎么可能？就算我想做，但官场就是一个巨大的泥潭，没人能做到洁身自好。”
“就是因为别人做不到，所以才让你来做。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