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可儿，入学才一个多月就已经第二次接到班主任电话，他是从学生档案里得知韩红星在银行工作，先请教钱怎么存合算，然后自然而然地提起可儿，说她个头高，按道理得坐到后排，不过位置太靠后会影响听课效率，所以还是顶着压力将她安排在前面的好位置坐。韩红星听了千恩万谢，当即表示将不日拜访。
跟王书玲商量怎么个拜访法，她的主导思想是：新东村那五亩田的租金已涨到两千五，每年在老师身上就按这么多钱花。
每学期只能送一千二百五十元，有语文、英语、数、理、化五门主科老师，该怎么送？王书玲想出的方案是班主任五百，其他四位各二百，不过韩红星知道现在的行情，送五百块钱属于正常，但不足以让收礼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送二百属于白送，收礼人很快会淡忘，就这么多钱，也只能按这种送法。不过问题是，在与班主任老师的通话中，韩红星能生出一种强烈的感觉：人家将自己在银行里工作看成是高收入群体，所以才不用去打招呼就主动替可儿安排好位置，换一句话说，人家的期望值可能不止五百元。
“送个礼哪这么多名堂？”王书玲见她的方案被否定，干脆表态：“家里还欠着债，索性将钱省下来别送，读小学时每学期都送，也没见哪个老师对可儿的成绩有帮助。”
“不让送的是你，不让可儿输在起跑线上的也是你！”韩红星不认可王书玲：“你以为我想送这个礼？你以为送了礼就能得到老师的帮助？”
“既然得不到帮助，就更不该送这个礼啊？”王书玲不解。
“上次和马如飞打麻将时他说的话你忘了？”韩红星重述马老师的观点：“做老师的想将学生的成绩往好处带很难，想将学生的成绩往差处带简直是太容易，只需打压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对这门功课不感兴趣即可。”
“怎可能有这种事？哪可能有这么缺德的老师？”王书玲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所以做家长的才情愿送礼，不指望别的，只指望老师能多给学生个好脸色、多一句鼓励的话。”
“那你说这个礼该怎么送？”
“班主任一千，能替可儿保个好座位，遇有情况也好打招呼，另外请班主任约其他老师到饭店来作回客。”韩红星解释理由：“毕竟可儿乖巧，不容易惹老师发火，请其他老师吃顿饭的目的是需要与哪位老师协调关系时好说话。”
转眼间，买断人员离开d行已过一年，从断断续续到行里来闹事的人口中，能大致获悉各人的状况，混得好的有桂主任以及李洋海他们三个，桂主任承包了一百亩农田种棉花，一年下来除去吃用开支、新置办的各种农用工具，净赚了三万元，尝到甜头后决定扩大投资，又包了三百亩农田，准备明年大干一场；李洋海他们去年用六十万买下了一百万的房产，有房租赚不算，据说那块房产现在已值一百五十万，各人赚到了几个买断钱。
也有混得不好的，杨会计刚买断时在他哥哥开的超市里管账，后来姑嫂不和，她情愿到另一家超市去当收银员；汤缺德在一家单位当保安，已变成临工的身份却不改老资格的习气，换了几家单位后索性改行，自己租一间门市，两口子开个粥店，起早贪黑地忙。
要过年了，买断人员往行里跑得更勤，费行长既要忙于旺季营销，还要应付买断人员。牵牛得牵牛鼻子，费行长重点应付汪主任，谈到最后，汪主任还想销酒。费行长赶忙表态：春节能发的福利除了酒可任选一样推销。因为费行长已算过账，只有酒这个东西的价格没个底，所以去年被汪主任一下子宰了五万多，吃了亏才将账算得精——推销其他东西再怎么宰也有底。结果，汪主任找不出贵的东西来赚大的差价，只得谈妥推销香肠给行里，一千斤，每斤十五元，算下来连本带利才一万五。
对于在岗职工来说，过个春节除了忙只有忙，唯有工资不见涨，不过能给大家带来希望的是：有消息说不涨工资不是因为没钱涨，也不是因为不想涨，而是因为不敢涨，因为买断的人正闹得凶，此时涨工资势必会挑起更大的矛盾，等将来改制上市了，d行连名称都换了，买断人员就没资格再来闹，那时才敢替大家涨，因此现在虽工资低，但黎明已在眼前，只需耐心等待。
又一个春天里，周行长迎来了得意的时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副行长，一直指望哪天能去掉前面的“副”字，也有机会当家作主，大捞一把赚个富贵。哪想到事实情况是一把手没当上，还被调整了分工，让他名义上仍是二把手，实际上已不如顾行长有地位，正心灰意冷，突然间生出背景来，寻得提拔的机会。
周行长的背景是他小连襟，能有这样的背景挺意外，当年他当上d行的副行长时，这位小连襟还只是人民银行的普通办事员，靠着周行长的帮衬，这位连襟才得机会在单位里当到中层干部。后来金融改革，人民银行内部要分出银监局来，可说是银监局，其实就是从人民银行挑出三个人来另成立机构，办公地点仍在人行大楼里，具体管理什么也没人知道。因为没个底，人行里没人肯去这个新成立的机构，这位连襟被做了工作才勉强肯当银监局的头，后来银监局迅速发展壮大，成了科级单位，让这位连襟出乎意外地当上科级干部，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