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源、和胜、长胜沿着神农河各距二十里水路。树林子距长胜二十里陆路，青山嘴距树林子二十里陆路，青山嘴同时借助黄河水路同五源、和胜、长胜通航。五个定居点形成一条弧线，散布在狼山川的东侧。
铁总监宣布，以后这五个定居点一律称作乡，原来的五个队长改叫乡长。每乡设一支民兵队，队长由乡长指派。如有必要，乡长可再指派副乡长一人，专门负责农牧生产。
孙一不在树林子老营的这段时间，铁、哈两位总监把老营治理的井井有条。这几天孙一同二位研讨后发现，原本自以为老谋深算先进的民选队长制度，在明朝其实很普遍，只不过人家不叫队长而已，人家叫做“乡约”。二位总监建议从了大明的风俗“改队为乡”，孙一欣然接受。
中国古代乡间的里正保甲，是官吏差役身份，主要职责是收税。
中国的乡约，最早自发性出现于北宋的陕西关中，目的是惩恶扬善宣扬教化。
据《宋史》记载，关中蓝田吕氏曾制定乡约规定:“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蓝田吕氏除了用笔墨记录乡民的善行和过错，具体规定了十五种过失的罚则，即“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犯义之过，罚钱五百，轻者减至四百三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罚钱一百，重者增至二百三百。如累犯及重罚后仍不改过者，“特聚众议，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
换作后世词汇，宋朝的乡约有两个意思，一是指乡级地方性法规，二是指乡级地方性执法机构，其权利大到可以“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
乡约主事者为约正和直月，约正“专主平决赏罚当否”，由众推正直不阿者一人或二人担任;直月“主约中杂事”，同约中依年龄大小每月由一人轮流担任。乡约每月一聚，每季一会，在聚会的场合，主事者为乡民准备酒食，将约中善行恶行记录在籍，对于约中不便之事则通过众议予以更改。
可见，乡约机构负责人由民主推举产生，地方性法规也是民主众议产生。
到了明代，乡约得到政府大力提倡，在神宗之后如雨后春笋，尤其在山西极为普及成熟，在宋代乡约基础上有所增强。
首先，明代由民众推举产生的“乡长”得到官方尊重。
如吕坤巡抚山西办理乡约时，设约正、约副为首领，约讲、约史为办事人员，由州县“各给帖文印子，以便行事，先给与耆老衣冠，如果正直无私、督约有功者，三年给与冠带。”
刘时俊在桐城办理乡约时，“约正或称约副、约史者，亦许深衣幅巾，公堂或约所谒见，止两跪一揖一躬，本县起立拱手.”
其次，明代乡约强调仪式，更有官威。
如王阳明记录的一次乡约例会，其中知约、约赞、约正、约长皆为职务：
当会前一日，知约预于约所洒扫张具于堂，设告谕牌及香案南向。
当会日，同约毕至，约赞鸣鼓三，众皆前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听约正读告谕毕;
约长合众扬言曰:“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祗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众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
皆再拜，兴，以次出会所，分东西立，约正读乡约毕，大声曰:“凡我同盟，务遵乡约”众皆曰:“是.”乃东西交拜。
其后，便由约正主持进入举善和纠过的环节.
举善时，陈彰善簿，鸣鼓三声后，约赞道:“请举善!”众人称:“是在约史。”
约史汇报：“某有某善，某能改某过，请书之，以为同约劝。”约正询问约众:“如何?”众人回答:“约史举甚当。”
随后行善者出来当众接受表彰.
纠过时则陈纠过簿，鸣鼓三声后，约赞道:“请纠过!”众人称:“是在约史。”
约史汇报:“闻某有某过，未敢以为然，姑书之，以俟后图，如何?”约正询问约众:“如何?”众人回答:“约史举必有见.”
接下来有过者要跪受责罚.
再次，明朝的乡约除了象宋朝乡约那样宣扬教化记录善恶，还兼具维护治安，组织生产，承办社会福利救济等职能。
明代乡约明确规定“善行条件”与“恶行条件”，对于善行，不论大小均一一记于善事簿，行大善者可以得到牌匾、鼓乐、花红等奖励，对于恶行也“不分大小凡犯条欵事中者，俱要实纪公纪”，对于情节严重的，报送州县，甚至“戮力协谋官府请办灭之”。
据吕坤《实政录》记载，每年二月倒粪积肥的时节，要由约正统计本约各户积粪多少，分为三等，经官府查验核实后，多者给赏。由约正出面，将本约无事妇女申报到官府，由官府购买棉花，分发给上述妇女纺线，按照完成时间早晚及质量好坏，分别给予相应的奖励或处罚。各州县设立会仓以备荒年，各户按贫富家口存粮，由乡约组织人员管理会仓。
总之，明代的乡约已经完全是一级中国特色的民主机构，铁木营的基层完全可以在乡约的基础上发展。具体怎么发展，孙一让铁哈二位自己去摸索，总的原则是总部不要过多干涉基层。
对于孙一而言，改队为乡另一个好处在于，铁木营的实力听上去一下子就壮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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