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在短短的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南巡六次，仅就途经江宁一地而言，其中五次均与曹家有直接的关系。
康熙第一次南巡时，约是江宁织造曹玺卒于任的半年后，因之一至江宁，便对曹家关怀毕至，亲至曹家抚慰，派大臣祭奠，谓曹玺“是肤琴臣，能为联惠此一方人者也”，并赐御书，以示宠荣。
曹家虽在居丧之期，而对于皇帝的驾临，大概还得摆出象样子的场面，总不至于捧上一杯白开水的。
康熙从第三次到第六次南巡，正值曹寅任江宁织造，所以四次途经江宁，均以织造署为行宫。
曹寅办了四次接驾的大场面，同时苏州扬州两处的接驾，亦曾亲与焉。这是曹家最煊赫鼎盛的时代，然而也伏下了曹家以后跌落的祸机。
曹家能多次举办接驾盛典，不仅表示有势有权，更重要的是表示与主子的关系亲密，非比泛泛一般的君臣关系。
康熙于织造署接见了他幼年的保母曹寅的母亲，高兴地称:“此吾家老人也。”亲书“瑞置堂”以赐。君臣一家人，关系多密切啊!
当然，曹寅为了孝敬主子，江宁四次接驾，也是尽力大讲排场的。结果呢?欠下了几十年也没算清的亏空账，至少在百万两银子以上，约相当于曹寅万余年的傣禄。
康熙闻知，警告曹寅，“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曹寅也胆颤心惊地表示“急欲将汉粮清遭，脱离此地。”
因为大量亏空国帝，究竟干系非轻，闹小了皇帝还叮力之回护，闹大了，为了保住主子的体面，就不得不让奴才当替罪羊了。
设法补空，说得好听点，叫作诉东墙补西墙，说得直截了当些，叫作用贪污来填贪污空。
这么大的窟窿，曹寅至死也没补上。后来别人替他代补，也只能作到糊涂了账。
曹寅没见到此事的后果，然却应在他的子孙头上了。雍正一上台就翻老账，让继任江宁织造的曹倾补亏空，补不上就干脆操家。然而抄来的东西却不抵国祭，照数赏给了抄家有功的新任织造隋赫德。
由此可见追老账只是一因由，目的是把康熙的“一家人”当作“奸党”来惩办。这一惩办，结束了曹家搞“虚热闹”的兴旺历史。
曹雪芹对这段历史只是耳闻，并未亲历，因此，他的记忆也很少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复述，而更多的是以历史事件为基础，进行艺术的想象与概括。
曹雪芹对康熙六次南巡的历史事件，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让甄家接驾四次，贾家接驾一次，王家接驾一次。
贾府第一代的权贵不在了，后未者则是“一代不如一代”。就这洋，还要硬撑门面，又搞什么省亲之类的“虚热闹”。再搞下去，后果就可想而知。
贾府的末代子孙贾蓉就须为此担优，“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这又岂止贾家而已，同时准备迎接省亲的周贵人家和吴贵妃家，以及其他几大家族，也都逃不脱这种结局。
康熙南巡，对于曹雪芹来说是“昔”，故脂砚斋谓《红楼梦》写及此是“忆昔”。那么，所谓“感今”，就应是指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乾隆的“南巡盛典”了。
然而脂砚斋的“忆昔感今”说的虽明白，但还不算准确，因《红楼梦》并没有直接写“当今”的南巡，而是说的“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则对今又如何感?
曹雪芹对康熙的南巡只是耳闻，对乾隆的南巡则是亲见，既见当有所感，然却不直书，都一笼统归到“太祖皇帝”身上去。这一则也是更直接地逃避文字狱，一则是使作品更典型。
“太祖皇帝”为始作俑者，“当今”只不过追随之而已，性质都一样，概一知十，无须分言。
官雪芹只经历过乾隆前三次南巡的时期，并不知道将来还会有多少次。但是乾隆偏偏也搞六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红楼梦》以生动的补充，自投罗网地钻进曹雪芹的艺术圈中来了。
乾隆南巡，总起来说，是好话说尽，而劳民伤财之举则登峰造极。但皇上要骗，臣下要瞒，一部记载乾隆前四次南巡的一百二十卷的《南巡盛典》，不过是骗与瞒的实录而已。
所谓“万年典要，将历久而逾光”，就是不但要瞒编当时的人，还要瞒骗后代人。可是当这出骗人的把戏还未编好时，曹雪芹早就及时地把老底揭穿了。而《南巡盛典》之编，却成了欲盖弥彰的幌子。
乾隆南巡仿康熙，曾自供不讳，“南巡之典，亦适率我皇祖成宪，抵奉慈宁，宣祺导豫”，也是带着皇太后去的。“珍念民依，省方问俗”是假，久闻“江南名胜，甲于天下”，欲“眺览山川之佳秀”，才是主要目的。
乾隆还有更动听的，说南巡也是为了兴治水利，实际乾隆对水患是既不关心也无办法的，比起康熙，相差远甚。仅从乾隆七年至五十年期间，黄河就在河南江苏决日二十次。
每次南巡前后，黄河的“龙王爷”总要决口而出，迎送圣驾，所过之处，当然尽为泽国。乾隆在这样的情况下佯为不知，不断南巡，而于微山湖建闸之类则大肆吹嘘，岂非以小掩大?
乾隆的南巡，正是掩盖灾荒世界的“虚热闹”，不顾千百万人民处于水火，一味追求炫示“天威”和游山玩水的巡游。
每次南巡前一年，就要开始准备，命地方官修铺御道，曲直宽窄要合度，遇坑填之，遇冈削之，遇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