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内的紧张气氛就像初冬的落叶，很快干枯，然后粉碎，一场冷雨之后，便融进了泥土。
冷雨之后的城市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平静的市面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从新忙碌起来。
曾经不满现状的许多勋贵都变得老实了，甚至有人把偷漏的税赋主动缴了上来，然后说自己糊涂了，计算错了数目。
朝中的臣子们也开始检讨自己的言行，官场风气竟也变好了不少，连那些平时拿着鸡毛当令箭的言官们也消停了不少。
文官们心中，依旧在执着于个人的名誉，像那个当着众人面前臣服于赵佖，然后喊出了“万岁”的家伙，没等赵煦处罚他，自己在家里找了根绳子上了吊。
据说他的死状非常惨，舌头伸出来老长，跟个鬼似的。
不过并没有人觉得他可怜，文人最注重的就是骨气，哪怕在朝堂的斗争中败下阵来，被贬谪到穷乡僻壤的时候，他们也是从来挺直了腰杆子的。
至于临别时还要赋诗一首针砭时弊，也发些牢骚，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的。
但丢了文人的风骨，那问题就大了，历朝历代都是以忠孝为文人最上乘的品德的，失德在文人心中比丢了性命还要严重。
而那个上吊的小官，其实也为了自己的名声，既然自己做错了，那就以死明志，表达自己的忏悔之心。
这样做也确实有用，虽然没有人可怜他，却也为他的妻儿博得了活下去的资本。
官家也没有进一步把他的罪孽强加给他的家人，其他同僚也因为他的死，没有进一步对他的家人做出什么迫害之类的事情。
与之相反的，便是当时不畏死，还指着赵佖的鼻子破口大骂的那位费修撰了。
费修撰原本只是个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做的是些写写画画的杂活，没有什么实权，油水就更谈不上了。
不过能进翰林院担任修撰的，那也绝对不简单，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翰林院当差的。
三年一次的大比，也只有进入甲榜前十的进士，才有机会进入翰林院，其余的人，大都会分派到地方上去做些基层的小官。
乙榜同进士的，连官职也捞不着，只能在家等着吏部召唤，运气好的等个两三年也能有官当，运气不好的，或者说没有什么关系和门路的，怕是一辈子也进不了仕林。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宋朝读书人虽然也不多，但比起其他朝代来，读书人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这也就导致了在科举上，僧多肉少，北宋又是历朝历代里科举取士数量最多的朝代了，士子们的水平也相对很高，可现状是官员冗余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确实没有多少职位可用。
而进入翰林院的费尘，便是这些人之中的佼佼者了，换句话说，进了翰林院，能接触到朝廷中枢的很多政策和消息，为他们将来的仕途奠定了很强大的基础。
正常情况，干几年翰林院的职事，然后外放到地方上担任职权职位，只要评价不错，到不了四十岁就会重新回到京城任职，更进一步的话，可能是六部的重要职位，甚至将来会成为某某相公。
费尘底子本来就好，加上这件事给他博得了不小的名气，尽管眼下还没有被提拔，可书都知道，这小子的将来一片光明。
特别是将来新君继位之后，他会扶摇直上也丝毫不会让别人觉得奇怪。
杨怀仁是想偷闲一下的，可惜每次想到大壮的将来，他就忍不住去考虑很多问题。
比如朝廷的官员冗余问题，几经变法也没有改变，导致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
章惇之前的法子，是打算减少取士的名额，逐渐减少闲散官职的配给，逐渐改变官员冗余的情况。
这个法子一听就知道不可能实现，天下士子那么多，现在每三年的大比，就已经是上万人争不到二百个名额了，再减少，那些士子们估计会zào fǎn了。
减少闲散官职的配给本来是个不错的法子，可惜皇帝对于有功之人又拿不出真金白银来赏赐，又不想寒了臣子的心，于是总是喜欢送闲官和散职。
这种闲官虽然没有实际权力，却也从朝廷拿饷，而且绝大多数是一当就当一辈子，也没人敢撸了皇帝御封的闲官。
更可恶的是有些闲官借着官的名头谋利，让社会制度变得不公平，在地方上引起了很大的不满，而这种不满追根揭底，还是怪罪到了官家头上，这就是不稳定的因素了。
杨怀仁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很好的见地，有些想法，也是后世的办法，在这个年代合不合适，他也不太清楚。
他很想找个人聊聊，只是又不想让人觉得他想干涉朝政，所以心中苦恼。
原本如果章惇是个能听得进去意见的人的话，杨怀仁倒是愿意和他聊聊，可惜现在他们俩搞得不太对付，章惇又是个非常固执的人，怕是两人见了面，只能剩下争吵了。
正在杨怀仁烦恼的时候，门房来报，府门外有人来访，说是一个年轻书生，说自己姓费，叫废柴什么的。
杨怀仁愣了一下，好不容反应过来，问道，“他应该是叫费尘吧？”
门房也没听清楚，只觉得他不先送拜帖就这么突兀的上门要见家主，有点失礼了，至于名字是废柴还是费尘，他也没仔细听。
杨怀仁倒没有那么多讲究，务实一点能把事情解决了就好，礼仪上的事情，可以放松一点的。
而且费尘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