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这么说话，杨怀仁已经听出来话中的意思了。
看来赵献球在江南也不是一手遮天啊，市舶司的岑公公好像就和他有点不对付。
从江南三司的职能来说，漕运衙门和市舶司都是管运输的，漕运衙门管内河航运，市舶司管外贸航运。
二者有联系，却也谈不上什么瓜葛，因为大宋的内部运输和对外贸易，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织造局在两者中间夹着，倒是显得特别有意思。
大宋的海上贸易，在建国初期是被禁止的，太宗皇帝太平兴国元年颁布法令实施海禁，规定私自进行海上贸易者，满一百钱论罪，满十五贯判黥刑，也就是在脸上刺字了。
到真宗继位之后，虽然海禁法没有废除，但实际上海上贸易已经适当放开，朝廷带头开始了海外贸易，只是民间的海上贸易还处在管控范围之内。
直到神宋朝元丰二年，海禁便被全面取消了，朝廷允许商人进行海上贸易，甚至还出台了一系列的管理和税收等政策，重置市舶司，管理和协助商人自由开战海上贸易。
大宋精美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便通过海路运送到东南亚国家中转，再由中东和南亚等国家的商船从东南亚国家买走，运回到本国贩卖。
这样的海贸形式一直持续到南宋，当时的海贸船只因为制造工艺有限，所以跑不了远洋运输，而且还受到季节的限制。
夏秋时东南沿海时常有风暴，在海上跑船非常危险，所以只有在冬春两季，才是海上贸易最密集的时节。
宋朝的瓷器和丝绸在中东和南亚国家非常受欢迎，所以取消海禁的这十几年来，海上贸易非常频繁，养肥了市舶司之外，也产生了很多依靠海贸家的江南富商。
这便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靠海上贸易家的海商，和江南传统的靠国内贸易家的富商分成了两派，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大家各做各的买卖，却没有什么合作。
而江南依靠织造家的布商，则夹在他们中间两边不得罪，又成了一个独立的商人圈子。
而朝廷在江南的三司，便各自受到了三帮商人的抬举，三位领太监，也就各有各的财路了。
三位领太监之间，或许表面上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实际上在如此复杂的利益纠葛之下，很难说他们就真的三个人一条心，或者说，若是没有因为利益而相互算计，那才是出了鬼了。
管理漕运的赵献球看上去资格最老，地位也最高，但管理市舶司的岑公公和他管辖的范围各有不同，接触的人也不怎么相干，一个在扬州，一个在江阴，两地隔得并不算远，但两边来往不多，岑公公也不必迁就着他。
比起这二位来，童贯算是个新来的，要说在江南地方上的势力和人脉，肯定是没法跟他们两位相比，所以也只能夹在二人中间想方设法左右逢源了。
而在实际利益上，明显管理市舶司的岑公公是油水最大的，赵献球这边干的事情最多，但大多数诸如漕粮、官盐的运输调配，都是朝廷的差事，他是不敢跟朝堂上的文官大老爷们这里夺利的。
只有从民间的运河贸易中能得到些好处，但国内贸易量虽然大，但利润其实不高，说白了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靠累计的量来获得利润。
这些通过漕运来转运货物的江南商人，当然要懂得孝敬漕运衙门，当然，赵献球得到了好处，也是细水长流型的。
可海商就不同了，他们每年走的货物数量上看上去没法跟国内贸易的商人相比，但他们跑海贸利润大啊。
北宋的丝绸和瓷器，国内是一个价，卖到东南亚又是一个价，中东商人转卖回他们那里又是一个价。
中东古代有个大富翁之间斗富的故事就非常有趣，说是两个富人比谁有钱，一个商人说，他家里全都是粮食，多到堆成了小山，吃一辈子都吃不完。
第二个商人则说我家里都是黄金白银，地板砖都是金子镶的，吓得第一个商人不敢说话了。
第三个商人笑着说我家里初了丝绸就是瓷器，连上厕所用的都是瓷器马桶，而且用丝绸擦屁股的，这话说完，前头那俩商人一起傻眼了。
故事虽然是当笑话讲的，但这样的故事的产生，也并不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说明当时丝绸和瓷器，在当时中东和南亚的富人心里，是身份的象征。
所以大宋的海商们动不动就是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赚取利润，属于走的高端路线。
布商这边纺了布匹织了丝绸，卖给谁人家都赚钱，只要做好两边的平衡，人家也不掺和漕商和海商之间的矛盾。
童贯现在似乎是帮着赵献球说话，实际上他也是无奈，在谁面前说谁爱听的话，这点道行他还是有的。
杨怀仁早就了解了一些江南的情况，所以童贯提起来岑公公来，啊也装腔作势的问道，“是啊，童阁领不说我还真忘了，这都秋后了，海贸应该很快就繁忙起来了，岑阁领最近是不是很忙，才没来扬州见本王啊？”
杨怀仁也没想掺和三个太监之间的事情，只是童贯既然开口了，他总要表个态，也就是说些老好人的客套话，试图糊弄过去，毕竟将来他要在江南躲清静，可不希望三个老太监整天没事烦他。
童贯作势想了想，幽幽道，“大概……可能……也许是太忙了吧。”
赵献球也听出杨怀仁话中意思来了，不便继续多说什么，便也随着童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