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友与高晓松又聊了几句，之后一脸严肃地看着徐小白，对他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小伙子，之前我儿子跟我说，他跟你见了一面，觉得你是一个颇有担当的青年。但是今天你的表现没能说服我。”
徐小白无语，柳德友这个年代的人，一切都以国家利益为重。徐小白之前将个人小家庭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行为，让他不能接受。他什么都没有说，因为说什么都是白说。一个80岁的老人，人生观早已定型，言语上的争辩根本不可能改变他的看法。
看到徐小白的沉默，柳德友重重地哼了一句，说道：“首长不难为你，是因为他站的位置高，不至于跟你一个毛头小伙子较真。但是我老头子行将就木，没那么多顾忌。坦白讲，之前在跟军队里的那些小辈儿们讨论的时候，我就说过，你是个不稳定因素。如果你决心为了个人私利置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我们没有对你的有效制衡手段。所以，我希望你能警醒一点，哪怕你不能将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最低限度是不能做危害国家的事情。否则，即便我解放军对你这一身乱七八糟的本事很挠头，也一样有能力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柳德友说到最后已经是声色俱厉，徐小白自然明白，像他这样的共和国老将，那绝对是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狠角色。政府如果真要对他采取手段，解放军未必能对他造成多大的震慑，但是政府的门路太多了，随便动用一下手头的行政资源就能让他和他的家人在这个社会上一天都生存不下去。更遑论他的家人根本就没什么特殊能力，一旦被政府控制住，他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虽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个理智的人，我断不会疯狂到去做威胁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徐小白算是对柳德友服了个软。
柳德友点点头，面沉如水地离开了房间。
“现在，该我们两个聊聊了。”徐小白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个跟自己算是老相识的老高，等待着他对自己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一个合理的解答。
老高长叹一口气，似乎对眼前这个局面早有预料，他自沙发上站起，又重新坐下，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给自己点上。桌上并没有烟灰缸，现在帝都的所有室内场合都是禁烟的。但是高晓松既然要抽烟，国安部里面也没哪个人不长眼睛敢来管他。他将茶杯当了烟灰缸，猛吸了一口，弹弹烟灰，有些沮丧道：“有句老话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哦？”徐小白盯着他的眼睛，“你倒给我讲讲，你是怎么个身不由己？”
“有没有兴趣听听我这半辈子的经历？”高晓松开口却是说起了自己的生平，没等徐小白表示感兴趣或者不敢兴趣，他已经缓缓说了起来：“1967年，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乡村。当时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我的整个童年是在那种狂热的大环境中度过的。当时学校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像我这样的孩子没什么读书的机会，也没那种意愿，基本上是跟在红卫兵、工管会这些人的后面摇旗呐喊，凑凑热闹……”
文革的历史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禁区，到今天文革已经过去几十年，但是关于那十年的事情还是讳莫如深，很少有人能全面地了解那时候的全貌。听着高晓松讲这些过往，徐小白倒也觉得新鲜，可惜现在并不是点着烟卷吃着炸鸡喝着啤酒听老高讲过去的事情的轻松时刻，但徐小白终究还是没有打断他，任他说了下去。
老高的家庭出身并不高贵，但也算不上贫农，文革对他来说没有太过于深刻的记忆。他的家人既没有被批斗，当然也没有被当做红色革命急先锋，所以文革十年他过的波澜不惊。但是因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当文革结束的时候，老高还是个小学文化都没有的10岁孩子，后来事情发生了转机，他在政府的安排下进了学校，接受了教育，并且由于读书天赋不错，20岁的时候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居然被他考上了一个专科学校。
在八十年代，专科毕业生也是很珍贵的人才，他们大多可以进入机关单位干一份铁饭碗工作。但是大学的生活开阔了老高的眼界，他不甘于就这么过一辈子，他选择了专升本，之后又本升研，30岁的时候，他从无线电专业毕业，通过国家公务员招考进入了国安部工作。80年代，普通人在30岁时想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老高想的却是如何提升自己的价值，所以在国安部中，他是最为勤奋努力的新人，他凭借着自己的专业优势，负责新型技术侦查工具的开发，为装备的更新换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路做到副处长。
但是在五年多的工作实践中，老高深刻认识到，永远立足于技术是无法在公务员体系中走太远的，他的目标不是专家型的专才，他的目标是位高权重的官员。所以他转行去学管理，学交际，学英语，以37岁高龄跟那些刚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应届生们一起上培训课，一起参加第一线的工作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迎娶了一位老司长的掌上明珠。这位即将退休的老司长在他后来的仕途发展中给予了巨大的支持。40岁的老高做到了正处长，他成功转型成管理型人才，但是与别的处于中层领导岗位的人不同，他既喜欢管理一个处室，又喜欢深入第一线亲自做具体工作，还喜欢写调研报告，不断总结国安部在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这样一个全能型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