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倒嘛。”陈秋萍说，她立刻忘记了自己刚才的问题，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陈川手里提着的瓷制水壶上，“你要不要喝水？”母亲问儿子，“天气好热，要多喝水啊。”
陈川闷闷地嗯了一声，手脚麻利地为母亲倒了杯水，等她喝完，又问她想不想吃点东西，要不要上厕所，这几天头还疼不疼——总之，他就像一个啰嗦而周到的父亲，担心着女儿所有的一切，尽管这和他们的身份完全是相反的。
不想吃，不想去，不疼了。李秋萍温顺地回答了儿子每一个问题，间或她也提出自己的问题，像你哪天走去上学，在学校吃饱没有，同学有没有欺负你，上学远不远——她总是记不得陈川在哪里念书，只是大概知道是一个很远的地方——什么时候又回来。
过两天。吃饱了。没有。远。过几天再回来。陈川很有耐心地一一作答，尽管他知道其实毫无意义，这些问题陈秋萍问过他许多次，每次见到他都会问，然后第二次见到他依旧会问相同的问题，似乎陈川的回答对她来说毫不重要——的确如此，长期得不到治疗导致的病情恶化，以及后期药品为她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极大的伤害了李秋萍的记忆力，有医生告诉陈家父子，他们的妻子和母亲，在不远的将来罹患老年痴呆的可能性比常人高上数十倍。
陈川在一片黑暗中凝视着母亲的面孔，哪怕事实上他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他安静地扶着母亲重新躺回床上，然后坐到床边陪母亲聊天，大多数时间里李秋萍只能给他一个简单而含混的回答，过不了多久李秋萍打着哈欠说：“哎呀，想睡觉。”
“那睡嘛。”陈川麻利地给母亲搭上毛巾被，然后轻手轻脚地往外走，他想了想，还是没有关上门——屋子没有窗户，唯一的通风处就是门口，这个天气，关上木门，里边和蒸笼也没什么区别。
场院里的争吵还在继续。
李冬梅双手叉腰和陈川父亲吵得厉害，陈川听了两耳朵，无非是三姨李冬梅一口咬定证明是妹妹李秋萍交给他的，现在说什么都不愿意交出来，而陈爱国看来是已经打算和岳家彻底撕破脸，日妈龟儿烂婆娘，什么话都是张口就来——千万不要以为乡坝场上的男人说不出什么难听的，只要他们愿意，能比泼妇说得更难听。
司法所长和大队书记完全没有想对场中的混乱说什么的意思。他们干脆把场坝留给了那对吵得天翻地覆的人，凑在一起小声商量了起来——安全青的意思是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干脆就不要李冬梅手头的东西，大队这边再给陈家出个证明算了；叶树也对面前的争吵腻味得要命，如果不是职责所在和对陈川的巨大同情，司法所长早就抽身走了。
“那就这样决定吧。”安全青对叶树说：“我们趁热打铁，叫陈川跟我们走——他妈那个样子，也办不得什么事。”
叶树还想走一走程序，有些犹豫，想了想说：“不然叫上陈川爸爸，好歹是个大人。”她往那个吵得脸红筋涨的人指了指。
安全青嘿嘿两声，“你现在喊陈爱国，就等于是把李冬梅一起喊起了，还办啥子事哟。”
司法所长和大队书记把陈川叫过来，叫他带上他妈妈的户口本和身份证，还有医院开的各种证明——这些东西以前是陈爱国自己管，后来陈川长大了陈爱国索性就交给儿子——陈川尚且懵懵懂懂，但到底有个隐隐约约的猜测。听到大队书记同他讲“再开张证明”，那个隐约的盼望一下成了真，倒让他有点不敢当真似的。
“以后，以后真的是还给我们屋头？”陈川只觉得从喉头迸出来的每一个字，从嗓子里挤出来的每个音节都打着滚，抖着颤，少年一时间被这突然降临的巨大幸福给砸晕了头，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才好。
三个人正在大队的办公室里，安全青慢条斯理地在印着陈家湾大队的空白红头文件稿上写好落款，拿起手边的公章往上呵口气，再端端正正地盖下去——“给，千万收好，丢给不给找补的。”
旁边的叶树舒了口气，她拍拍陈川的肩膀，有些感慨地说：“川娃子，”这是学着当地的叫法，“你一定要好生读书啊，”她指了指桌上的文件，“这些，如果你不读书，不懂法，就要不回来啊。”
司法所长的这句话陈川印象很深。2000年之后，新的一波读书无用论在乡下兴起，很多年轻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给家里减轻负担也好，或者是自己不想念了也好，把机会让给兄弟姐妹也好——他们就像候鸟一般纷纷南下，陈家湾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但这其中从来没有陈川，他始终记得叶树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想改变命运，川娃子，你只能拼命读书。”
后来李冬梅又狠狠大闹了两场，还差点和陈爱国打起来，她在陈家的院坝里哭天喊地，说陈川是个白眼狼，陈爱国更是不得好死，最后陈爱国的堂兄弟看不过眼，几个人提了扫把叉棍把她赶出去，李家和陈家经此也算彻底老死不相往来。陈家湾的村民们议论纷纷，直到第二年都还有人拿出来当谈资，但这件事终究还是落幕了，从此陈爱国每个月能光明正大的领上这几十块的补助，后来再过了几年，补助又多了些，每个月有个百多块，不过那时候好像一切都在涨，百多块钱甚至管不了陈川一个月伙食费。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回到当时，陈川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