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震到底还是来到了北地，如果继续待在阎锡山那边，不要说施展抱负的想法无法实现，心情压抑就够受的，受人排挤的滋味不好受啊。
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
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
然而就其本性言之，事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商震毕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有能力仅仅是成功的一个条件，商震并不具备政治人物应有的素质。
早在代理绥远都统之时，商震就作过尝试。
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意识陈旧的恶习，为今后的发展计，商震于短期内在归绥创建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学校首期招生200余名。
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先是把原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迁到北平黄寺，易名为河之北军事政治学校，高薪聘请学有专长者任教，扩大招生；又在南苑成立一个教导师，培训军队中的骨干力量；还开办了党务训练所和训政学院，进行干部准备。
同时，他还通过张学良秘密购买了一批枪械，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成立一个师。
然而，商震的做法相对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显得有些幼稚。
他没有看到目前国家统一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上互相妥协的结果，国民政府不会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各势力集团的相对独立性。
在这种局面下，他的河之北省主席实质上是阎锡山在各集团的政治争斗中分得的一杯羹，也就是说仍然属于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对于他的独立企图阎锡山是不会视而不见的。
就在商震陶醉于摆脱阎锡山羁绊的美好前景之中的时候，1929年8月10日，一纸“调令”把他由河之北省主席变成了山之西省主席。
调商震改任山之西省主席是阎锡山使出的一个撒手锏，不动声色地把商震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使商震过去一个时期的努力完全化为泡影。
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成为阎商关系的转折点，最终导致了后世商震的离山西而去。
在河北苦心经营一年有余，政治、军事、经济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突如其来的调动，商震却只有俯首就范的份，阎锡山的能量与影响，确实不可低估。
回到山之西后的商震虽然仍为省主席，但一开始就陷入有职无权的困境之中，所要做的只有“盖盖图章陪陪客”。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出走大连之前，责成徐永昌、杨爱源以晋绥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善后，商震被晾在了一边。
山之西军队整编，商震虽被任命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但却日益处于孤立的境地。
第三十二军冯鹏翥师之高鸿文、黄光华两旅为商震旧部，军队整编未竣张学良未予发饷前，各部队均以贬值晋钞维持。
商震则竭尽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对该两旅时以现金补助，各将领因此不平，王靖国、孙楚等阎的嫡系将领更是表示极大的不满，情绪非常对立。
商震自知矛盾难以调和，索性使问题表面化，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一次性撤换了25个县长。
这样一来，舆情大哗，终于演成了一次太原军民的驱商大会，在文瀛湖畔，群起声讨，军界也同时酝酿驱商。商震不能见容于山西军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
后世商震借机离开，但是，这一世的局势被封天搅乱了，商震一直没有机会脱离阎锡山的掌控。
此时，年近五十的商震越发沉稳，其壮志恐怕消磨了不少。
阎锡山找他谈这件事情之后，商震思考了几天的时间，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毕竟，北地的封天如今如日中天，享誉环宇，其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尤其是这一次危机，可以说北地危情四面环生，商震不可能不关注，但是，哪怕是这样的局面，封天都能够应对自如，对此，商震佩服的五体投地。
尽管商震知道封天的年龄不太大，但是，见了面还是吃惊不小。
看来，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年龄的大小，封天不到三十岁创出如此成就，殊为不易。
“商将军，欢迎加盟北地义勇军，我可是久仰大名，期盼着你早一点到来。”见面之时，封天与商震热情地握手，表示欢迎。
“惭愧，与封将军相比，商某算什么，至今一事无成。北地人才济济，恐怕我这等人一抓一大把，不能帮助封将军什么忙吧？”商震有自知之明，人家客气，吹捧自己两句话，可不要当真。
封天微微一笑，说：“商将军，客气的话我们就不必说了，直接转到正题。你知道的，最近北地义勇军收复了失地，北方的绿省已经在我大军的名下，建设绿省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人才，呵呵。”
“绿省？哦，我明白了，封将军把那里改了名字。既然商某决定投身封将军麾下，肯定听从调遣，只要能力所及，定当全力以赴。”此时，商震大概明白了封天的意思，恐怕让他出任绿省之职。
封天欣慰地笑了，商震既然愿意，有些事情可以交代一下了：“商将军，绿省是北地义勇军第一块地盘，我希望绿省成为一个模板，为以后的城市作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