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磊是桂系干将,与李品仙同列,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安徽省主席。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建立大别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任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
与人品差的李品仙相比,廖磊生活作风俭朴,所存军队节余兵饷,缴归广西增购军火,从不中饱私囊。而且他勤于练兵,不苟言笑,赏罚分明。廖磊因治军有方,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等职,都是实打实的晋升,从草根爬起来的将军。
而廖磊最大的功绩应该是在大别山根据地的苦心孤诣的经营,结果便是在八年抗战中,孤悬敌后的安徽却能保有大部。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三九年,皖省六十二县中,能保留完整者三十五县,县境有敌踪者有七县,县城为敌盘踞者仅十九县。
一九三八年九月,廖磊以桂系第七军、四十八军为主干,加上一些地方团队,组成鄂豫皖边区游击部队,以大别山为依托,多次出击,截断日军交通线,还曾在黄梅、广济地区给日军重大打击。
人的名,树的影。杨天风虽然没与廖磊见过面,对廖磊的印象多是出于脑中的资料,以及传闻。但他据有皖北数县,和廖磊这个皖省主席还是偶尔有电报联系的,也认为廖磊是个公心为大的人。
别的不说,单只凭廖磊的遗言,至死都在惦记着抗战,没有对妻儿亲人的交代,竟是“我不行了,希望你们努力抗战,莫让日寇窜进大别山”。这是什么,这是抵御外侮的军人气节,这是摒弃了个人感情的爱国忠诚。
布置得差不多了,杨天风才起身走到另外一个较清静的房间,坐在沙发上静静地思索起来。
宿城是守不住的,也不能守。让出县城,占领乡村,与敌人进行长期的游击战,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劝离百姓,避免报复,说得容易。但对老百姓来说呢,却意味着背井离乡,抛家舍业,奔向未知的生活。
可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是不是会有老百姓怪我,怪我的抗日队伍,打下县城却守不住,惩治了罪魁祸首,又会再来更凶恶、残忍的坏蛋?再招致一番血腥的报复呢?
杨天风的脑海中在翻腾,但一想到鬼子在宿城专门设的“帝国旅馆”,想到那些被蹂躏甚至因为反抗而被杀害的可怜妇女,想到只因为着急进城给孩子看病而忘了向日本鬼子鞠躬,就被砍头示众的一家三口。杨天风不由得咬紧了牙齿,有些矛盾或软弱的心情瞬间被仇恨所占据。
杀鬼子,多杀一个,世上就少一个作恶的畜生。我没有错,把他们从鬼子的残酷统治中解放出来,难道是错?不,绝不是这样!
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在这场民族浩劫中,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有牺牲物质,甚至生命的觉悟。
我不能死守县城来保护你们,我不能把持久抗战的队伍全押上,但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尽最大的努力使你们摆脱鬼子的奴役。
“来人。”杨天风霍然睁开眼睛,对着应声而进的警卫员说道:“通知王香圃,我要在城中心召开公审大会,让他派人布置,把俘虏的日伪军都押去。”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道:“叫许参谋来一下,我还有命令要下达。还有徐干事,把他也找来。”
…………
“长官要公开杀俘?”政工部徐干事听到杨天风的话,吃了一惊,眼镜片后面是瞪大的眼睛。
“不是杀俘,是杀战争罪犯。”杨天风摆了摆手,详细解释道:“战俘的定义是什么,我当然知道。但要有一个区别对待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一战后,巴黎《非战公约》便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从而扩大了战争犯罪的范畴。”
看着很感迷惑的徐干事,杨天风耐心地解释道:“战争犯罪就是指交战国军队违反战争法的行为,包括使用有毒或其他被禁止的武器,杀害或虐待战俘,攻击、掠劫和屠杀平民等。对于战俘,我们可以依据国际公约来处理;但对战争犯罪者,却将不视其为战俘,而针对其罪行,进行审判,然后——”
“处决。”徐干事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杨天风的意思。
杨天风很重视政治宣传,专门招揽了一些笔杆子,揭露鬼子的残忍罪行,宣扬从古至今的民族英雄,鼓舞战士们的仇恨和杀敌之心。为此,他还买了几架照相机,两台摄像机,为部队配备了战地记者,把胜利的场景记录下来,鼓舞民心士气;把百姓所受的苦难也拍下来,配上文字,在根据地广为传播,形成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氛围。
徐干事刚才还带着人在“帝国旅馆”记录材料,见过那些被蹂躏的女人的惨状,没人不恨得咬牙切齿。
现在听到杨天风这么一说,他心中自然是极赞成,但又怕给杨天风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听懂我的意思了?”杨天风在得到了肯定回答后,轻轻点了点头,说道:“把鬼子在宿州犯下的罪恶都记下来,还要诉诸报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而且,既要杀,又要杀得有理有据。就按我们的军法执行,由军法官进行审判定罪。至于战争犯罪,也要详细阐述,争取让大家都认同。特别要强调一点:被告的官方地位,不问其官职大小,皆不应视为使彼等免受或减轻惩罚的理由;政府或上级命令,也不应成为免除被告责任的依据。”
“明白了。”徐干事沉吟了一下,说道:“这样,我先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