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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风也很郁闷，他的原来想法是好的，可后来一想，如果改造成大口径狙击步枪，那后座力实在是过于惊人，即便是垫上厚垫，依然无法承受。如果改造成榴弹发射器呢，也好象挺困难。
“这枪是好，可惜后座力太大了。我倒是有些想法，就得麻烦郑先生了。咱们先制造出消音器再说。”
郑冉眨着眼睛想了想，并不敢打包票，而是留有余地地说道：“我试试吧！不过可不保准。”
“不是试试，而是一定能做好。因为——”杨天风呵呵一笑，手指转了个圈，含糊地说道：“图纸很快就有，按图索骥对郑先生来说没有困难，甚至一天就能造出好几个。”
图纸？郑、孙二位很是疑惑，可杨天风已经绝口不提，而是岔开话题，又开始说起榴弹发射器和重迫击炮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军曾在27毫米信号枪上加折叠枪托，抵肩发射小型定装式榴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军使用了m79式40毫米榴弹发射器，其外形与结构很象猎枪，亦称榴弹枪。
从制造工艺上看，榴弹枪可以采用类似掷弹筒的高低压发射技术，既使火药充分燃烧，能量得到较好的利用；又能使发射筒内压力较低，降低生产要求，甚至可用轻金属制造，以减轻重量。
所以，拔术的困难在于定装榴弹的制造，要求比较精细的机械加工，但也不是不能解决并克服的困难。
而部队一旦装备了这种重量轻、后坐力小，还能抵肩射击，且曲平两用的武器。也就弥补了手榴弹和迫击炮间的火力空白，战力能得到很大提升。
在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日军使用的非常广泛，装备量也很大的步兵支援武器是掷弹筒。通常，每个步兵小队都编有一个掷弹筒组，装备两具掷弹筒，每个中队共装备六具掷弹筒，装备量与轻机枪相同，由此可见日军对掷弹筒的重视程度。
掷弹筒因其轻便、机动性好的特点，在中国战场的各种特殊地理环境下，始终能够伴随日军部队行动并随时提供火力支援。随后的太平洋战争也证明了掷弹筒同样适用于丛林环境。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日军对掷弹筒火力的依赖程度甚至比轻机枪更加强烈。
尽管日式掷弹筒是一种具有相当创意的轻型步兵支援武器，但它也存在很多缺陷。首先是它发射和调节射程的操作比迫击炮繁琐得多，更依赖操作手的经验和水平。且战斗射速一般不及迫击炮，精度和威力也逊于迫击炮。
另一方面，掷弹筒弹的结构较同口径迫击炮弹复杂。在战时条件下费效比高于后者，故使用范围也不如后者广泛。所以，除了日本和中国外，很少有其它国家采用。
而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因为技术、生产水平有限，也就缺乏创新和超越的能力和思路。最常用的办法便是在日式武器的基础上研制同类武器，以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
掷弹筒因其生产制造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无论是国民政府的兵工厂，还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小作坊，都进行过大量仿制，并装备部队。
没有过多选择自然是上述的情况，但杨天风却想着直接超越，抛开掷弹筒，直接装备单独的榴弹发射器。无论从携行、使用，以及射程、射速、威力，40毫米的榴弹发射器应该都能完胜日式掷弹筒。
原理讲得很清楚，比较类似于当时的枪榴弹（超口径、步枪使用空包弹发射）和掷弹筒（高低压原理）的结合。孙、郑两位技师自然听得明白，等到图纸到位，要制造出来是很有把握的。
按照现在兵工厂的技术能力，要解决从无到有是困难不大的。但要实现质量、数量的大突破，实现大量装备军队的目标，则不是那么容易。
至于重迫击炮，杨天风则提出了两种规格：一百毫米和一百二十毫米。这已经是人抬肩扛的极限，再增加口径已经不现实。
按照杨天风脑中的资料，如果100重迫击炮能够达到设计要求，使用远程装药的炮弹，在射程上便可以和日军的主力火炮——四一式75山炮（射程六千米）相抗衡，且超过了大多日军联队级火炮。而作为间瞄火力，或许能起到出奇制胜的作用。
其实对于杨天风来说，制造出新武器固然困难，培养训练出使用新武器的技术兵种却更令人头痛。
以当时中日两国的炮兵为例，技战术水平的差距并不比装备上的差多少。日本炮兵虽然在列强中处于垫底水平，但是已经具备了间接瞄准图上作业能力，可以通过前方观察哨观察目标，在地图上找到目标的坐标点，通过无线电将目标位置报告炮兵部队，而炮兵部队不需要直接观察目标便可以通过在地图上计算作业，直接射击。
而中国炮兵，直到一九五零年，实际上还是以视野内直瞄射击为主。抗战期间，也只有少数精锐部队才掌握了日军一样的间接瞄准射击能力。中国军官大部分看不懂地图，更不要说士兵的文盲程度。所以，很难组织起具有测距、地形测绘和地图判读能力的炮兵观察哨。
炮兵部队不掌握间接瞄准能力，在作战中是非常致命的。这意味着中国炮兵只能打击预先标定地域，很难对付在另外方向出现的日军部队，而在进攻中也难以组织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