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凡接着加了一把火，说：“先秦之时，百家争鸣，不同的学派都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这个天有不同的理解。而甚至儒家学派里面也多有不同的理解，这样是为何？我以为这个恰恰证明了天是有人心所塑造，而天其实是在人心当中，是在人心当中的认知和改变。这个天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天会随着时代不同，而在人心中改变。所以我认为人心为本位，人心是天的本位，而天是人心的具现。先贤们其实都没有错，只是孔圣人的时代，和董仲舒的时代产生了变化，所以这才让不同之人对于‘天’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们都是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的人心，这样代表了人心，人心的改变自然也就改变了天。”
“善！”孔颖达最后说了一句，然后说：“我自以为对祖宗之学问所学颇深，可是却无法能够真正的学会。圣人所言和后来之儒者会有不同的见解，我一直以为追寻祖先的真谛，这样才能真正的复古。可是听了小友所言，单纯追寻复古，不外乎是南辕北辙。为政者应该体会万民之心，而体会万民之心也就是体会了天理。不同的时代的‘天’是不同的，而天理自然也就是不同的。天理，其实是人心的心理，看来我们都走错了路了。复古并无太多意义，我们只要能够真正的追寻天下万民的心理，那也就可以有了真正的天理。”
时不凡点头，这个孔颖达并不算是太过于迂腐。这个唐朝时期还没有南宋以后那种儒者的迂腐，反而思想非常的开明。对于各种学术理念也都可以有了更多的包容性，所以时不凡这个所谓的“心学”都能获得孔颖达的接受了。
不过时不凡知道这个心学其实是有一个坑的，时不凡提出的这个心学，他所提倡的是“心”，而非“天”和“理”。在时不凡这里天理其实是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之上的，而真正体会人心其实也就是体会天理。可是时不凡却提出了这个人心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人心其实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的，不能用古代的道德来衡量这个时代的道德，这个也就是“心”的变化。
而时不凡提出了这个“心学”，其实在时不凡眼里面有助于以后政治思想和经济的变革，因为他提出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心”上面，而这个“心”是天下万民的“心”，天理也就是天下万民心里的所思所想所需，这样为政者必须要顺应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这样才是顺应“天理”。而时不凡认为这个“心”并不是一层不变，而是随着时代改变了。这样等于是给以后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铺平了道路，而不至于和过去那种认为“天理”一层不变，任何人都必须要顺应“天理”。
在时不凡的“心学”里面，只要人心变了，那天理自然会随着改变。这样等于是时不凡在篡夺所谓的天理，把天理变成了人心，把所谓一层不变高高在上的天理，变成了低于人类的道德思想。本来应该是“人顺天”，可是现在变成了“人造天”，这样的关系等于是颠倒了过去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无异于是在颠倒了父子的关系，本来是天生人，现在反过来变成天是人心所造，反而是天要顺应人心，而顺应天理也就是顺应人心。
古代的改革家在改革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时候，最大的阻力也就是被人用“天命”作为抨击。古代人思想有太多的局限性，比起后人思想局现象太大了，面对天命思想他们无法跳出来这个天命思想。所以面对这些既得利益者，甚至面对他们的皇帝也都无法同样用天命拉反驳。尤其是君主自称是上天授予，一旦对方祭出了天命理论，那这样任何改革家也都不敢反驳，因为一旦反驳了那也就是在反驳皇帝，反驳皇帝的权力，那个时候皇帝肯定不会容许他改革了。
在这种家天下时代，君主任何改革其实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家族的统治，并非是真正为了百姓好。所以一旦改革会影响到了他的权力，那这样他们会中断改革。而时不凡认为如果自己这个天理等于人心的理论得到了推广，那这样对于未来肯定有无比重大的好处的。
一旦天命等于了人心，那这样以后改革到时候可以堂而皇之的以百姓民意所需求作为理由，然后利用人心也就是等同于天里作为理由反驳。而造成了天理等于人心，那这样等于是可以继续进一步的发展，这样按照时不凡推测说不定可以逐步进化成为所谓的民权和民主。当然，这个是属于中国特色的民主和民权。因为一旦天理等于人心，那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代表天理的资格。一旦所有人都加起来万民一起决定“投票”，这样百姓有资格代表了“天命”，而皇帝不是自称天命吗？一旦所有百姓人心所向代表了“天命”，那这样皇帝等于是另一种形式的君权民授。
时不凡这个是在篡权，篡夺的还不是一般的政权，而是在篡夺苍天的权力。等于是把虚无缥缈的天变成了人心，而天下万民加在一起也就是天理和天命。这样以后如果君王不能为处理好政务，这样百姓也都可以“天命”作为理由重新反叛，然后重新选择出一个符合万民利益，这样让他获得这个人心所铸就的“天命”。这样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选举”，可以为以后的选举制铺设一条思想理论上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
当然，目前唐朝初期的那些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