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一篇小说或者一部电影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只有人民币才会有那种超级待遇。
当初《活着》在《百花》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就有人说过这篇小说的思想反动，这个词语在九十年代以前的华国非常流行。
是指一个人的思想和社会主流意识不合拍，或者说是背道而驰。
进入九十年代，社会转型，经济发展成了重心，一切向钱看，也就没什么人关心这些了。
不过总有一部分人对此念念不忘，并认为自己是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卫道者自居，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思想和新事物的出现。
一旦看到类似的苗头，就会不遗余力的进行打压。
这种状况在学术领域和作家群体中尤为严重，这些人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话语权，在各个部门有影响力，不容小觑。
林子轩对此的态度是视而不见。
这批人觉得自己代表着正义，你不可能用言语说服他们，这是思想观念的不同，争论的意义不大，他没那么多闲工夫打嘴仗，有时间不如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当社会上对《顽主》和《活着》进行批判的时候，他基本上都保持缄默。
在《活着》放映过了几天后，林子轩听到消息，这部电影被人告了。
他起初没有在意，觉得很正常。
这部片子涉及到敏感的年代，总会有人出来闹事。
张亿谋在电影学院放映《活着》不会引起太大反响，学生就算是有不同意见顶多是争论一番，不可能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或者给相关部门写告状信。
可一群作家和演艺圈内的人看了电影，肯定会有想法。
林子轩觉得最终还是要看上面的态度，看看张亿谋的关系够不够硬，能不能过了审查这一关，如果上面觉得没问题，这些攻击就毫无用处了。
然而，事情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批判性的文章，包括这部电影的思想内涵，导演的拍摄手法等等，一看就是内行人写的，剖析的头头是道。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他还接到了长河文艺出版社的电话，这家出版社极为关注《活着》这部电影，已经先期印刷里，就等着电影上映了。
出版社有自己的消息渠道，认为这部电影怕是危险了。
林子轩想了想，给总局的副局长吴振辉打了个电话，吴振辉虽然主管的是电视方面，不过应该了解内情。
“吴局，我打听下，《活着》那部电影现在是什么情况？”林子轩询问道。
“这个事啊，放心吧，和你的关系不大，你就不要参与进来了。”吴振辉提点道。
这么一说林子轩有些明白了，这不是针对他来的，主要对象还是张亿谋。
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张亿谋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华国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大导演，势必会有人看他不顺眼，这种情况很常见。
这次好不容易找到了张亿谋的把柄，自然会发动攻击。
有些人可能成事不足，败事却绰绰有余。
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还有去年田状状那件事，风头还没有过去，张亿谋这时候把电影送上去审查，有点“顶风作案”的意味。
总局怕是也不好处理，如果通过了，会给人一种错觉，既然张亿谋能拍这种片子，我们也能拍，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如果直接给枪毙了，也会引起支持张亿谋的那部分人的反弹。
于是，他们采用了惯用的手段，那就是拖字诀，打回去让张亿谋修改，并且非常笼统的提了几条修改意见，比如主题有问题，立意不清楚等等。
一旦导演看到这种让人一头雾水的修改意见，就说明你这片子问题大了去了。
要是那种详细到某段情节需要删除的修改意见，说明这片子还可以挽救一下。
张亿谋在电影圈混迹多年，熟悉里面的各种规则，看到这种修改意见就知道这片子通过审查的希望不大，也就是私下里被枪毙了。
总局不会直接下文件说禁映，只说是需要修改。
在电影圈，张亿谋的人脉比林子轩强大。
林子轩能打听到的事情他同样知道，甚至很清楚是哪些人向总局告的状。
这么多年下来，他总会在有意或者无意中得罪一些人，比如在选角上没有用某人推荐的演员，也可能某次发言有映射某位老前辈的嫌疑。
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与人接触，难免会产生矛盾。
有人处理的圆滑一点，矛盾就少一点，有人性子直一点，得罪的人就多一些。
张亿谋不想接受这种结果，这毕竟是一部花了300万美金的片子，他花费了心血，对片子抱有极大的期望。
他期望拿奖来证明自己，更不能让投资商赔本。
像这类艺术片想要卖个好价钱，只有参加国际电影节才能引起全球片商的关注。
欧洲三大电影节，法国戛纳的规模最大，片商最多，所以投资商才想让《活着》参加戛纳电影节，以张亿谋的名气，电影入围主竞赛单元完全没问题。
只要拿了一两个大奖，就会受到片商的青睐，这部片子的成本就赚回来了。
不过没有通过总局的审查私自参加国外的电影节，这是违规行为。
张亿谋不由得想起了田状状，八年不能拍片的处罚实在是太严重了，他承受不起。
他思考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