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禄晃着肥头大耳的圆脑袋，一打哈哈，道：“达思，这个嘛，飘没，你懂的”
晏世轮心中这个恨啊，怎么可能飘没了呢？就是被这帮子人贪墨了！这些阉人。大明的最大毒瘤！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就在今年（162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
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
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
此外，因为朝廷开支太大，公用事业也崩溃了，今年初（1628），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百分之三十！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再过两年以后，估计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
而遍观最近几年，全大明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这里面各地经营，连锁规范的“基隆商馆”，可是大大的除了风头、赚了银子。
但是此刻的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为了解决民众间日益增长的“需求”，晏世轮不仅仅在欧洲有“雇佣军”，就是在大明内部，也是依靠各地的基隆商馆的力量，招募了各地的武勇之辈，形成“雇佣军”服务体系，为各种需要更加安全的大明子民服务。两年下来，竟然赚的比罐头生意还多，这不得不让晏世轮思考，是否把盘子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