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对外贸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出超。第二阶段是进出口平衡，以货易货，出口货物比第一阶段逐渐减少了。
在以货易货之中，物品有限制，硝磺、铜器不能用来交换，绸缎在数量上也有限制。
所以清代对外一直是限制贸易。
中国入超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当时对外贸易的限制还表现在：外国商船来中国不能直接和中国商人接触，直接发生贸易关系，一定要通过中国商人的组织——中介机构，就是所谓公行，又称洋行、洋商。
在鸦片战争以前，洋商和夷商两个名词是有区别的，夷商是指外国商人，洋商是承接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
夷商必须通过公行（洋商），而不能直接进入市场和华商打交道。
买卖都如此。公行出现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最初设立时没有限制，1760年时共有十九家，1771年时公行因夷商拖欠先后赔累停业。
1782年再度恢复，只有十二家，后来又添了一家，于是限定为十三家，即所谓十三行。
因为这十三家专门从事对外贸易，所以又称为十三洋行。
他们的业务是办理夷商的货物报关纳税，管理夷商的日常生活，代理夷商接洽收售货物。货物不经由公行不能交换，夷商只是坐候装卸完毕开船离去。
这是当时杜绝夷商窥伺活动的一种办法。
广州十三行外国商人的居住地区也有限制。
分国设立商馆，作为外国来华商人临时居住的地方。
同国的商人同住一处，如英商住英商商馆。
商馆归公行管理，为公行所有，由公行分租给外国商人，约束也很严格。
1759年颁布过所谓“防范夷商规条”，规定外国商人销货后即须回国，禁止住冬；商馆不准交易；公行行商不许拖欠夷商债务，使夷商有所借口；夷商不许雇用中国仆役，居住地由中国加派兵丁防范。这些条规以后又加改订，限制更严。
关于贸易和生活起居都有限制，如禁止外商打听中国行情，夷商不许坐轿，禁止夷商家眷上岸，捐税有一定的规定，等等。
1755年因为历年往浙江贸易的外船日多，乾隆决定把浙江定海的税额提高，加以防止，并说，广东从明代以来就是贸易地方，结果出现了澳门，现在定海的夷商日益增多，如果不加限制，将来就会在浙江重新出现一个澳门。
这次加税，是使外国商人无利可图，目的不在于增加收入，而在于限制外商，防止重新出现澳门。
外国商人想出种种办法，要打破中国地方官员对他们的限制。
1793年、1816年，英国两次派遣使臣来北京交涉。
在此以前，还从来没有过外国使臣来北京（帝俄只派过贸易团），这是外国第一次正式派使臣来华，目的是想打破中国对外国贸易的限制。
第一次是借给乾隆祝寿的名义，英国派遣马戛尔尼来中国，当时乾隆在热河接见了他们。
他们要求扩大贸易至宁波、舟山、天津等港口，要求减税和免税，要求准许英国派遣使臣驻在北京，要求在广州、舟山附近各租借一个小岛收贮货物。
乾隆当时全部拒绝了这些要求，说：你们前来朝贡的诚意，我很满意；但是你们提出与中国体制相违的要求，我不能答应。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来华，还是想要求增加港口，扩大贸易，由于礼节问题，使臣朝见皇帝不肯下跪，清政府对他很不客气，下令驱逐出境。
英使两次来华的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贸易，想比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利益。
当时中国都未予答应。
清廷在对外贸易问题上，限制是严了一些，使对外贸易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是一方面；但是，当时进行一些限制也是必要的，因为中外往来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不加限制，那么对中国是不利的。
中国主要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对外来贸易品基本没有什么需求。
但是英国等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对资本的扩张很热衷，赔钱的买卖他们很划不来。
因此向中国输入鸦片，进行非法贸易，从而造成了贸易逆差，使大量白银流入外国。
只要鸦片一断，华国这种依然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国，最关键在于大国这两个字，华国太大了，什么东西自己能够自给自足，洋人跟华国交往，想占到好处，很难。
不过，对于希腊王国这种欧洲小国，尤其是刚刚兴起的小国，和华国这种大国，进行对外贸易，肯定是能够繁荣经济，对他们是有益处的。
最关键的是，华国的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了，在工业这一块，华国不比希腊王国，罗马尼亚王国这些巴尔干半岛，刚刚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摆脱出来的小国差，当然，比起奥匈帝国，华国的工业还是很薄弱的。
“以后要多加强在教育方面的合作，我们国内的几个大学，可以先和贵国首都大学，建立友好学校的关系。”华皇在关心了一下希腊的教育问题之后，拍板道。
希腊国王笑着答应。
双方谈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