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七月底，全国形势突然一片紧张，华夏大地从南到北，不是弩张剑拔，就是烽烟四起。
二十六日，华北局势突然变化，蒋介石下令庞炳勋、冯钦哉、孙德荃、吴克仁、王敬久、关麟征等七个师分头开进察哈尔，与冯玉祥同盟军对峙于宣化一线，大战一触即发。原本态度暧昧的华北各地方武装看到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要消灭冯玉祥的同盟军，欲将冯玉祥正在筹备的新政府扼杀在摇篮里，立刻识趣地改弦易辙，宣布服从中央领导，早就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也急不可耐地“奉劝”自己的老上司冯玉祥服从大局，接受中央军委编遣，前往南京任职。
二十七日，川陕红军击败杨森等部的进攻后，全线突然悄悄后撤数十里，重庆的报纸立刻断定红军内部出现内讧，徐向前和张国焘分裂在即。
同日，曾短暂取代王家烈就任贵州省主席职务的犹国才，率部与重新占据贵阳的王家烈在贵阳至镇远一线展开激战，双方投入兵力总数达到十万，交战区域内大量民房焚毁、上千平民死亡的消息震惊全国。南京中央政府对以上消息没有做出任何评论，按计划发布了庐山会议做出的整顿军事方案，以及大力发展空军建设的三年规划。
二十八日，南京政府政务院长汪兆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共同发表时局通电，将以全力谋求国内和平、国际安定：
一、清除匪祸，充实国力。二、不签订割让或承认条约，逾此限度，不惜牺牲。三、需求国际同情与协助，但不纵横捭阖。四、对察哈尔事件负主要责任的冯玉祥必须接受以下四项原则：勿擅立军政名义；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勿滥收散军土匪；勿引用共匪头目。
蒋汪通电发布不到两个小时，安家军控制的川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突然播报了一条让全中国人民无比痛快的消息：
中华民族的敌人、双手沾满中**民鲜血的**裸的刽子手、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于本日上午猝死。此时的安毅还不知道，随着武藤信义的突然死亡而导致日本军界和关东军大幅度的人事变动，武藤信义蓄谋已久、专门分析和针对安家军的“安计划”因此而胎死腹中。
三十一日下午三点，四川资阳，长江上游“剿匪”前线司令部，川中各路大小军阀云集于此。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议论纷纷，坐在主位上的联军司令刘湘从开会到现在，仍然没有发表明确意见。
由于川北红军张国焘和徐向前部的突然后撤，让刘湘一时间摸不清头脑，却又十分忌惮，这个时候他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岷江东岸，与联军其余五路大军一起，准备发起规模宏大的渡江大决战，计划以六路联军、近二十万大军的庞大实力，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击溃已日薄西山的老对手刘文辉，把他赶到贫瘠的西康去，尽数收回富庶的川中和川西南二十余个县、市，从而实现“四川的统一与和平”，巩固以刘湘为首的巴蜀新政权的统治。
联军各部将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对刘湘心中非常忌惮的川北红军不屑一顾，力主“先安川后剿匪”，充分把握红军后撤的有利时机，尽快发起全线的渡江决战，彻底将刘文辉的势力从岷江西岸铲除，消除这个“为乱巴蜀多年”的心腹大患。
经过半个多月的数次大规模交战，刘文辉步步后退，损失惨重，总兵力已从鼎盛时的十三万余人减少到现在的八万，全线退过岷江，彻底丧失了战役上的主动。
联军中的邓锡侯部收获最大，不但一举夺回了梦寐以求的成都，还乘胜追击，连克双流、温江，将刘文辉西线部队赶到老巢大邑的屏障崇庆（今崇州），占据了繁花似锦、税赋丰裕的省城成都和周边大片土地；李家钰部也不甘落后，连克成都郊外的文星、正兴、黄渡三个富裕大镇，直追到岷江东岸，兵锋直指新津；联军主力部队负责中路攻势的刘湘部三个师，在猛将唐式遵、潘文华的率领下，所向披靡，完全占领了岷江东岸的眉山至彭山一线，只需一个冲锋，就能渡过岷江，占领刘文辉的中路指挥中枢彭山和富裕的眉山；兵强马壮的王瓒绪部也顺利击溃刘文辉的两个主力师，追击到嘉州至五通桥东岸，与刘文辉西路军主力隔江相望。
整条两百公里长的战线的对峙双方，基本上都沿着岷江这条天然的巨大战壕，分配和布置兵力，非常巧的是，从北到南的所有县城，竟然都建在岷江西岸，从北线的崇庆和新津，到中线的彭山和眉山，再到南线的嘉州和犍为，这六个富庶的县城均坐落在岷江西岸，怎么不让打到东岸、胜利在望的各路联军垂涎三尺？
在这种情况下，刘湘哪怕存有再多的顾忌，也无法阻挡各路联军将领高昂的斗志和熊熊燃烧的战斗**。
下午五点五十分，经过反复权衡，刘湘终于做出重要决定：八月一日上午七点，联军各部立刻分头齐进，展开声势浩大的渡江大决战，誓将“巴蜀叛乱之元凶”刘文辉残部彻底歼灭，随后响应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号召，挥师北进，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张国焘、徐向前红军，最终实现收复川北、统一四川的目的。
七月三十一日晚上九点，岷江西岸夹江县城，刘文辉三路大军前线总指挥部。
提前获得密报的刘文辉紧急召开军事作战会议，麾下将校云集，济济一堂。但令人担忧的是，众将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