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的秋天是个多事之秋。
国内鄂豫赣皖湘五省大地上，国共军队的枪炮声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经过数月残酷拼杀，双方力量对比逐渐发生质的变化，各根据地消耗巨大，工农红军处境急速恶化，境况更为艰难。
日本与苏俄达成秘密协议之后，没有了后顾之忧，从八月份开始的零星军事挑衅逐渐升级：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提出动议，要求承认“满洲国”，二十六日，新任驻满全权兼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及新任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就已到达沈阳，日内阁决定战略性决定，鼓吹分治中国，主张利用一切手段促成中国各省地方势力反蒋亲日，驻上海日军及其情报机构突然加大活动力度，利用舆论分裂中国的同时，加紧对中国各界名流甚至军中将领进行收买利诱。
九月六日，日本人紧锣密鼓的战争准备终于出现实质性进展：苏联外交部长正式宣布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日本内阁就在同一天通电全世界，承认满清遗老遗少组建的伪满洲国。
九月十五日，日本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总理郑孝胥在长春订立《日满议定书》，伪满洲国承认日本之一切权益，日本可于满洲境内驻屯军队。于是，多达十二万的日本军队强行盘踞中国东北的野蛮行径，从此有了“合法的依据”。国民党南京政府于次日提出强烈抗议，并照会欧美九个国际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抨击日本的野蛮侵略行径，请求九国政府主持正义。九国公使照例像淞沪大战时期那样，不痛不痒地发表一通模棱两可的声明，随即忘却道义，冷眼旁观。
就在整个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对日本侵略者愤怒声讨、要求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时候，盘踞山东数年的军阀韩复渠为了独霸山东，突然向驻防胶东二十二个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部发起进攻，昌邑、平度一线枪炮轰隆，硝烟蔽日，数十万民众房屋被焚，庄稼被毁，惊恐万状之下，滚滚南下的难民潮再度形成。
新疆与甘青军阀因中央军驻军东调剿共，再次发起抢占地盘的相互征伐，闽南和广东潮梅地区**地方组织发起的武装暴动频频展开，东北各省抗日义勇军的反日作战风起云涌，进入到极为关键也极为艰苦的时期。
自此，整个苦难的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面陷入战火之中。
值此国家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危难关头，行政院副院长兼财长宋子文终于摆出强硬姿态，向全世界宣布中华民国财政部封锁东北海关的《宣言》，并公布税赋移地征税办法，至此将中日间最为重要的利益焦点挑破，引发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和军队的强烈反应。
就在这个时候，为期三天的国民党中央军委组织的军事对抗演习高调举行，九个国际公约国和七个国家的驻华使节、武官均获得观摩邀请，唯独拒绝了日本人反复提出的观摩要求。
演习前五天，驻京各部队以及周边地区各师八万余官兵对演习区域进行了严密戒严，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四厅、中央党部调查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宪兵司令部等情报部门派出八十余个特别小组，进驻演习地周边各村镇，对一切可疑人员进行逮捕和审讯，短短四天时间，就抓到被日寇收买潜入演习区域刺探军情的汉奸和帮会组织成员七十余人，击毙被发现之后负隅顽抗的情报间谍九人。
紧接着，各部门根据演习领导小组的军情通报，对审讯后牵涉的人员、组织展开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南京、镇江、杭州、苏州、上海甚至宁波、海州等地，当地政府和驻军接到参谋本部急令后也立即行动起来，与军委各情报机构特派小组密切合作，统一行动，展开了一场震惊全国、致使日本情报机关损失惨重的大搜捕。
三天的演习尚未结束，长江中下游各省市抓获间谍嫌疑者一千四百余人，捣毁三十余个唯利是图、卖国求荣的江湖帮派组织，摧毁七个以商业联络处、会馆、同乡会甚至文化研究会等各种名称作掩护的日伪情报站。
直到这个时候，演习领导小组核心成员之外的各军各部将校们才猛然发现，名为“军事对抗演习”的重大行动，其主要目的竟然是对长江中下游五省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非常突然的“间谍清除行动”。
九月三十日下午，中央调查局局长徐恩曾捧着一大沓简报和参谋本部第四厅的内部通报来到蒋介石面前，心悦诚服地对蒋介石由衷感叹：
“职下根本就没想到，安将军竟然会以这种方式突然发起如此大规模的锄奸行动，在委座的统一命令下，各部门均能接受演习小组的指挥，协同行动，挖出的隐患和取得的成效令职下惊喜不已却又感慨万千，遭受重创的日本人恐怕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将其情报机构和刺探能力恢复到行动前的一半水平。
“更令属下和同僚们震惊的是，在我中央党政内部几个重要部门，竟然深藏着多达七名日本间谍，要不是此次突然发起大规模的统一抓捕行动，真不知道留下的隐患及可能造成的危害有多大！”
蒋介石看着深受触动颇为愧疚的徐恩曾，满意地点点头，和蔼地说道：“你终于看到安毅在情报领域过人的长处了吧？不说你，七月初接到安毅呈交的秘密报告时，我都为他天马行空的想法和系列具体实施措施拍案称奇，只是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