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落成不久的南昌行营，坐落在百花洲畔，与安毅名下气派精致的“江南宾馆”隔水相望，湖青柳绿，风景秀丽，合理的布局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使得这个权利超越江西省政府的军政机关备受瞩目。
行营二楼的秘书长办公室里，杨永泰面对一份份密报，唏嘘嗟叹：
广东霸主陈济棠眼看西南三省转眼间被蒋介石拿下，数十万川军和滇军在老蒋多管齐下的打击利诱中分崩离析，胆战心惊之下，早已停止对李宗仁桂军的征伐，收起统一两广的雄心壮志，采取了暗中联合抱团自保的策略，谁知道在汪精卫和李宗仁巧妙的逼迫之下，脑袋发热的陈济棠再也无法保持表面的中立地位，身不由己之下终于撕破脸皮竖起反旗。
在自诩为孙中山先生唯一合法继承人的汪精卫和一群民国遗老失意政客的鼓动下，陈济棠高呼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南京政府、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新政府的口号，唐绍仪、汪兆铭、古应芬、林森、许崇智、李宗仁、李文范等人立即拉上陈济棠一起联名通电，要求蒋中正于四十八小时内下野，避居上海的孙中山独子孙科见蒋介石越发独断专行，亦通电附和。
五月二十七日，汪精卫政府的广州中央执监委员非常大会成立，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唐绍仪、汪兆铭、古应芬、孙科、邹鲁、陈济棠、李宗仁、邓泽如、许崇智、林森、萧佛成、王宠惠、陈友仁、李烈钧、熊克武、唐生智、蒋尊簋为政府委员。结果此举换来全国各地和各军将领的一片声讨声，航空部队和海军也都加入军事声讨的准备之列，陈济棠后悔不已，但已骑虎难下，匆忙开始军事上的相应布置，以应对正在围剿江西**红军的中央军猛然南下。
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身体逐步康复已经扔掉了拐杖，与他同机出事的江西省主席鲁涤平还在家中静养，杨永泰这个总司令第一智囊只能临时担负起政府和行营的繁重事务。
令杨永泰颇为烦恼的是，现任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从三月份开始指挥二十万大军进攻红军以来，历时三月寸功全无，损兵折将，特别是近半个月以来，第五路军郭华宗四十三师在潭头、水南、白沙一线战败，紧接着胡祖玉的第五师、毛秉文的第八师一路溃败，现龟缩于广昌一线，孙连仲部二十五师寸步难行，军心浮动，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在沙溪中伏，损失极为惨重，这还不算，五路大军中的三路还深陷进退不得的困局之中。
杨永泰坐在特制的软椅上，愁眉紧锁，望了一眼桌面上堆积如山的各种文件战报，暗自叹息，转向秘书，低声吩咐他去把刚从前线视察回来的剿匪总指挥何应钦叫来。
来到南昌已经三月多月了，杨永泰被安毅无所不在的影响力所震惊，无论军政民政，兵力多达九个旅的警备司令部和势力雄厚影响巨大的江南集团相互配合，南昌行营就算是想迈出一步都非常困难。
这个江西警备司令部拥有强大的军力、训练有素的官兵、设施完善的驻地和训练场所，还有自成一体的高效指挥系统，使得他们控制下的南昌地区各县镇从来不受**红军的侵犯，但是他们也绝对不会帮助任何一支剿匪部队，连情报交换都明言拒绝，更别说联合作战了。
开进江西境内的十余万大军远没有当地警备部队熟悉地形、气候和民情，走到哪儿都战战兢兢，极为被动，可是警备部队却总以自身防务繁重无法抽调兵力为借口，不给予任何帮助，弄得杨永泰和何应钦恼火不已，却又束手无策，因为这个借口明知是假却堂而皇之，警备部队的后台又是刚刚出任云南省主席的原参谋总长朱培德，以及天王老子都不怕的安毅，没有合适的理由根本就无法驳斥，甚至有可能引起极大反弹。
江南集团则是军用物资的最大供应商，虽然安毅年初已经退出了江南兵工厂，这个已经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兵工厂从此以后不再受江南集团的制约，但是兵工厂的整个兵器研究所、各分厂厂长和四百余名技术人员已经全部离开，迁往蓬勃发展的湘西兵工厂，对此兵工署和南昌行营无比着急，却又无能为力，因为这些技术骨干和高级研究人员都捧着安毅的饭碗，几乎全都是安毅一手培养和挖掘出来的人才，从骨子里对安毅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因此宁愿辞去高官厚禄和多年的军职也不愿意留下，使得江南兵工厂的技术能力和生产效率大打折扣。
再一个，已经分拆重组的江南集团在整个江西的经济体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领导地位，虽然分离出去的企业能提供从食品干粮到衣服帽子、从士兵的腰带到手里的铁锹的大部分产品，但是关键的水陆交通运输、仓储中转等实体依然牢牢地控制在江南集团手里，没有他们的配合，就是想走一步都困难。
虽然此前何应钦一气之下把购自江南集团的五百辆大卡车均用于军用物资运输，可是汽车修理、燃油供应还得看江南集团的脸色，稍有呵斥就会遇到各种刁难，行营宪兵也不敢对这些刁民怎么样，且不说宪兵中很多本身就是安毅的学生，只说那个没了半个手掌的赣中警备司令夏俭，这个软硬不吃的狠人一旦发起怒来，宪兵他都敢抓回去关禁闭，麾下将士个个桀骜不驯，好勇斗狠，根本不买何应钦和南昌行营的帐，原来鲁涤平没受伤时担任行营主任还好些，处处得到警备部队和江南集团的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