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灯初上。
南华，新京，小南海治政堂勤政楼会议室。
“这个时候，苏联人怎么会想找到我们谈判？而且还要派出他们党内第三号人物，这根本不可能嘛这一定是苏联人的拖延之计，我们不能上当受骗！”
应邀出席会议的吴庭艳对苏联向无好感，几乎第一时间提出质疑。
南华政府秘书长蒋云山微微一笑：
“我倒觉得颇有可能！现在苏联政府在国际国内的局势并不好，柏林正在酝酿的《德意日同盟条约》，明确将苏俄排斥在外，同时，德国正在抓紧时间，对巴尔干布局，苏联人对此颇为忌惮，但是却无可奈何！根据种种情况，德国在解决英国问题后，对苏联动手的可能性正在无限增大，苏联方面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其选择与我方和谈，谋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后方，是很正常的事情！”
徐子良提醒道：“秘书长，现在我们占据着苏联的中亚、西西伯利亚东南部、东西伯利亚南部地区，与苏联在领土上存在着巨大的争端。同时，我们在中亚及阿富汗地区，歼灭了近百万苏军，现在又在波斯和印度境内开战，彼此用深仇大恨来形容也毫不为过，我实在想不出，苏联人凭什么会放弃他们的仇恨？还有一点，我们和远东共和国是天然的盟友，若是单独与苏联人接触，远东方面会如何看待我们？如今中亚的部队，大多在印度和波斯境内作战，若是与远东共和国翻脸，北线的安全如何得到保证？”
安毅点了点头：“总理和外长的顾虑很有道理，谁来解答一下这些问题？”
国家安全部部长杜易和总参情报部部长刘卿几乎同时站起，最后还是刘卿谦让，让杜易发言。
杜易没有推辞，郑重地说道：
“我想提醒一下在座的政治家们，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原本我们和远东共和国关系良好，但自我们收复克米罗沃工业区后，远东共和国方面多次来电讨要，却被主席、政府及军中将领先后严词拒绝，称这些地方是我军从日本手里收复，无权归还，尤其是今年我们向托木斯克大量移民及安排大学生入读后，双边关系便迅速陷入低谷。我想，若不是远东共和国恪于其后勤补给需要我方进行补充，可能早已经和我们翻脸了！
“目前，我军布置在中亚北部地区的四十余万军队，与其说是防备已经与我们隔着远东共和国的苏军，倒不如说是防止远东军随时有可能的南下入侵！我方、苏联和远东共和国，在乌拉尔、伏尔加河、雷恩沙漠及里海地区，形成了微妙的均势，彼此忌惮，彼此防备，勾心斗角。
“其实，不管是总参情报部还是我们国安部，均对此有过较为清晰的分析，最后认定无论是苏联统一远东共和国，又或是远东共和国解放莫斯科，其最后的结果都有可能与我们兵戎相见。自去年远东军和苏军的基洛夫会战结束后，远东共和国高层内部便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其主张为：南华的扩张，完全是以苏维埃和远东共和国的严重削弱为基础的，对苏维埃而言，用黄祸来形容也不为过。这个反对派希望远东能与莫斯科和解，进而携手收复苏维埃失去的土地。但这种意见遭到柳申科夫、叶戈罗夫等人的压制，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
“国防大学曾经对远东共和国邀请我们出兵中亚一事，进行过较为科学严谨的分析，最后一致认为，远东共和国对此是不怀好意的，他们原本最大的期望，其实并不是我们最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是与苏军彼此消耗，由他们来摘取最后的胜利果实！
“论据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在远东军南下期间，其西线迟迟打不开局面。要知道当时远东军与对峙的苏军，兵力比达到二比一，由于受大清洗影响，对手的武器装备、训练及士气均远远逊色于远东军，可是远东军却表现得很低能，若不是我们果断采取‘蛙跳’战术，实施南北突袭夹击的战术，苏军控制的里海铁路补给线不可能中断，苏军在中亚的抵抗将持续下去！事实上，远东军在取得西线胜利后，发现情况不对，认为南线苏军的灭亡不利于远东共和国控制大局，于是匆匆选择了北上，由我们独立来完成接下去的作战。
“其次，在我军取得关键性大捷之前，远东军持续将他们在远东的工厂企业向蒙古境内搬迁，但我方确定对苏军的战略优势后，其工业设施便只迁往西西伯利亚。我们可以以此推断，当时远东高层的真实想法，其实是期待我们遭遇严重的挫折，只能不断调动驻蒙古的军队南下作战，待蒙古的兵力空虚后，择机取代我们。毕竟对于南华来说，蒙古相当于一块飞地，在面临日军空前的压力下，极有可能会出现一败涂地的情况，因此只能由远东军来挑起大梁，最后蒙古的归属不言可知！
“第三，当初远东军北撤后，我方与中亚苏军的兵力比是六十万对九十万，苏军占据要隘和天险，与我们相比，在武器装备方面丝毫不落于下风，估计当时所有人都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太可能是苏军的对手！随着源源不断的兵力被消耗，对远东军的依赖必然加深，到最后只能沦为远东军的附庸！但是没有人想到，苏军中亚战区统帅库利克频出昏招，一招失算满盘皆输，最后竟然将整个中亚拱手相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从我军彻底解决中亚战事后，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