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也就在我刚刚觉得自己睡着的时候，就突然间被人摇醒了。
摇醒我的人，正是郝仁。
看了一眼墙壁上的时钟，发现时间已经来到早上8点了，当你需要多一点的时间的时候，时间就仿佛是看懂了你的心思一般，故意跟你开玩笑跑得飞快。
不过虽然感觉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我恢复到一个继续战斗的状态了。
一咕噜身从床上爬起来，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齐叔和陈赫他们几个人都已经聚集在屋子里面了。
是郝仁叫他们过来的，他已经告诉他们今天我要和他出去执行一个机密任务，在我们执行这个机密任务的过程当中，他们这几个人不可能闲着，因此在我们两个人出发之前，有必要和他们几个先碰个头。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不过就是将我昨天晚上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对他们几个人的话又复述了一边而已。
当然这内容当中添加了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程倩的自首。
做这个调查工作最好的人选，唯有齐叔再合适不过了，他是一名多年的老刑警，对于这种刑侦的案件的处理经验极高，而在我的心里，始终都感觉着程倩所谓的自首其实是一个骗局，所以需要格外进行调查。
齐叔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我们再一次分成两组去执行任务，郝仁、苏玲珑和山槐跟着齐叔回警队，而我则跟着郝仁去调查“grt”组织的藏身处。
因为现在还需要暂时服从“grt”的保密条例，因此我和郝仁的手机双双关机，郝仁说他信不着我，还特别要求我将手机交给他保管。
我现在已经完全确认郝仁就和我站在同一阵营上了，因此我也没有反对，毕竟说到底这次行动还是人家组织的行动，我还是要尊重人家组织的行动流程的。
不过我很好奇的是，郝仁带我是打车来到现场的，这样一来出租车上是肯定不会像“grt”组织当中拥有一套独立的通讯设备，而我们两个人的手机全部关机，他要怎么和他组织里的人取得联络呢？
这一点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变得更加让我怀疑，因为郝仁带我来到的地方，是北京北郊的一大片密集的居民区。
根据我的经验来判断，这片居民区至少存在了四年以上。
可能有的人会问：“这也能通过经验来判断出来？”
我的回答则是：“当然了。”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判断的话，我可以交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看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张贴的小广告。
这些小广告真的是不论怎么去处罚，都没有办法彻底的使其绝迹，而张贴这些小广告的人，通常被辖区派出所抓住之后，最多也就是罚一些钱，让其无偿劳动，将一些街区的小广告清理干净就了事了。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处罚力度不够。
我在江城市的时候，曾经接触过一些基层的民警，他们对待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让国家立法，这种张贴小广告的人，抓住一次就剁一只手，你看还有没有人敢去贴了？”
当然这也不过是这些基层民警满腹的牢骚所迸发出的一句气话，我们是一个正义，民主，充满爱和公正的法制社会，怎么能颁布这种没有人权的法案呢？
但是他们所要表达的观点，恰恰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处罚的力度不够，加之监管的漏洞太多，的确是导致这些小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对于北京这种城市，这种小广告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已经很少见了，但是越往外环扩散，越往近郊的位置上，这种小广告的数量就在成倍的增加。
根据我对北京的了解，像这种近郊的小广告，平时环卫工人临时处理暂且忽略不计，通常来说是每半年集中处理一次，但是这些小广告一旦贴上去，想要彻底清理干净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去掉了表层，底层还是会留下很深的痕迹，而就是时间长了，这种痕迹覆盖的层次就会说明这里建立了多场的时间。
下了车之后，马路上到处都是匆匆忙忙赶车上班的群众，他们或是乘公交车，或是乘出租车，或是自己开车骑车，不过他们的脸上都挂着相同的一种表情，那就是疲惫。
没有错，北京的这种城市，生活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工作的场所往往集中在四环以内，但是四环内房屋的租价让这些北漂的打工族难以负担，所以他们租住的房子往往都在五环，甚至在六环附近，而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他们每天要牺牲打量的休息时间，用来前往上下班的路程之上。
我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由得感觉自己在江城市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虽然说我是一名刑警，承受的压力同样也不小，但是对于这些北漂的年轻人来说，我的这种压力，已经算不上是什么压力了。
郝仁在我的身边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冲我使了一个眼色，示意我跟他走，我们穿过马路，来到了马路对面的一个小篷车前面。
这种小篷车在北京的近郊，特别是一些地铁站的周围很常见，都是一些经过当地区政府设立的合法的早点摊位，如果早上上班时间来得及，又不想做饭的话，从这些早点摊位购买早餐对这些上班族来说就是不二的选择，因为这些摊位不论从价格还是便利程度来说，都要比市中心便宜和方便许多。
郝仁带我来到了一个贩卖煎饼果子的小篷车前面，此时在我们前面还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