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晚清的新政恰恰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又遇到时机不好,庚子年闹下的巨额赔款,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推行新政所需的大量经费就只能取之于民。
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五千多万两,而当时清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
结果呢,除了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或者根本就是有名无实。而北洋新军之所以得到朝廷财政支持。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为此,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令人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由此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
当时,清廷和地方政fu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愈来愈多,民众对朝廷和官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潮、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
用民怨沸腾来形容清末的最后几年,也许有些过分,但广大民众对这个威权逐渐减弱的朝廷确实是丧失了感情。如果有人要去推倒这棵腐朽的大树。他们是乐见其成,甚至是会上前助一臂之力的。
这也就是革命军,乃至同盟会发动起义能够应者云集、迅速扩充的原因所在。虽然不排除会党的作用,也不排除参与的民众有趁火打劫、凑凑热闹的心理,但对官府的长期不满,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也是主要的原因。
通俗一些来讲,就是长期受压制的边缘群体有翻身的愿望,有斗争的诉求,却没有管治的能力与妥协的精神。而当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动荡时,骚乱便可一触即发。就好比是,舞台已经搭好,只等着机缘巧合的人登场而已。
而复兴会和同盟会的革命党则是要粉墨登场,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的人。显然,复兴会的行头更光鲜,唱念作打更是样样精通,表演得更好,得到的掌声更多。
对此,陈文强是有切身体会的。到达广州,他首先便来到粤汉铁路广东分公司,查看工程进度,召集董事会议。虽然他在外期间,电报联系也没有间断,但还缺乏更细致的了解。
令陈文强感到欣慰的是,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筑还是比较正常,工程进度并没有受到广西战乱的太大影响。从与各董事的随意交谈中,陈文强知道他们还是有疑虑的,但革命军的纪律和行动,以及复兴会喉舌的宣传,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相反,对于最近的黄冈和七女湖起义,大家的评价不高,甚至对官兵能够平息暴乱而感到高兴。
仔细想想也很正常,粤路“全系商股”,这些大股东、董事全是大商人,他们或许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经宣传激励而参加一些比较激烈的抵制行动。但毕竟有身家,对社会动乱是恐惧的。而同盟会发动会党、绿林举行起义,商界可能对革命党人虽有一定同情,但无不惧怕会党、绿林,更不会同这些扰乱秩序的群体建立联络。
现在,粤路由省城北向到琶江口,因为是筑路条件较好的地段,所以,这一段的八十五公里已经修筑完成。也就是说,全长二百多公里的粤汉铁路广东段几乎已经修完了三分之一还多。
从整个粤汉铁路的设计和修筑来看,广东段、湖北段,甚至是湖南段的大部都不是难度很大,而最困难的应该是中段,就是株州至韶关这四百多公里。穿山越岭,展长过多、升高太大、隧道又多,令人头痛。
“资金的筹集很令人欣慰呀!”陈文强暂时还要等待韶株段的最后勘测、设计结果,而广州分公司的筹款数量确实令他松了一口气。
广东商人、百姓踊跃附股,已经筹集到修路资金的半数,正拟开第二期募股。原因呢,很简单,获利的希望源自于工程进度的不断刷新。广东商界对修筑粤路则既有爱国热情,也有筹集路款的实力与能力。
之前广东铁路公司所欠缺的是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大公司,如何聘请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协调管理层和股东关系,如何组织管理施工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被陈文强给解决了,可以说,修筑铁路的困难已经所剩不多。至于工程技术上的问题,自然有专业人员去处理,股东只要坐等收益就行了。可这收益的希望,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大,越为越近了。
“资金不是大问题,只要铁路大有修成之希望,广东商民必踊跃附股,瞬集巨矣。”董事黄景棠行事比较激进,但却是与广东的铁路事业大有关系的人物,其父在潮汕铁路便有投资,对于陈文强的乐观,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恐官府朝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