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陆承启心善的结果，不然的话，他分分钟能用经济牌打死高丽。陆承启不是夜郎自大，而是有所依据的。
在春秋时，齐国齐桓公任命管仲为相，管仲跟齐桓公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留处。”就这三句话，开启了齐国霸主的地位。所谓：举世滔滔，唯知己渺渺。管仲越说越投机，句句正中下怀。于是齐桓公告示百官：“国家大政，先禀仲父有所裁决，任凭仲父。”
管仲的才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厉害就厉害在：在他眼里，普通百姓都是“人”，免不了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同样，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强调道德，也不迷信强权，一心务实。他改革的本质是将人性的弱点变成劳动的动力：集大家之私，成社会之公。陆承启就是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的新政，都是捧一撮人，打一撮人，可又不打死，留有余地。久而久之，既得利益集团没有对新政有多抵触，百姓对新政更是欢迎。
管仲的成名作，就是发动经济战，迫使楚国臣服。时管仲高价收购楚国的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齐桓公就派人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见有利可图，便发动全民去捕捉鹿，连田都不管了。这时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国因此却误了农时，而这时管仲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过了不久，管仲又把目光转向衡山国。当时衡山国盛产兵器，天下无双。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于是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一年后，齐国派人购运粮食，当时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的其它国家百姓都运粮卖给齐国。然后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而这时齐国又忽然对衡开始举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当然，在陆承启看来，管仲的经济战有点粗糙，但点子不怕旧，管用就行。陆承启只要照葫芦画瓢，高价收购高丽的人参，自然会使高丽百姓弃田去采参，再派人去高丽大肆高价采购粮食，然后等到高丽发生饥荒了，就出兵高丽。如此一来，不战而屈人之兵，高丽自然举国投降。
这一招，陆承启已经用过，但只是稍稍警告一番高丽而已，没有真的把高丽打死。饶是如此，高丽都大伤元气，现在连女真人都打不过了。
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陆承启的眼光超前太多了。另一个平行时空的宋朝，坐拥宝山而不自知，白白浪费了称霸亚洲大陆的机会。若是当时有个能臣，有个明君，用此计算计辽国，辽国能不能撑得住五十年都难说，还用打生打死么？
当然，别说宋朝内部斗争矛盾重重，就是大顺的内部，也不见有多和谐。不过大顺怎么也比宋朝好一点，起码长安的位置易守难攻，比一马平川的汴梁好多了。再加上北宋承平日久，已经忘记了居安思危的古训，被闪电般灭国，也是咎由自取。再加上北宋的党争，内耗了元气，禁军又孱弱，才有那靖康耻，臣子恨。到了南宋，本来岳飞有机会收复旧日河山的，却被担心抢了皇位的赵构十二道金牌急召回临安，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汉人武圣岳飞。而奸臣秦桧为赵构背了几百年的黑锅，也不算冤枉了他，谁叫他是投降派呢！
历史的兴衰，极具借鉴意义。现在大顺一切步上正轨，只要政策得当，十年内达到北宋巅峰时的水平不是问题。但盛世下，掩藏的危机也逐步突显，最为明显的就是当今官员钻朝廷的空子。其实这也是人的劣根性，就好比后世还有大锅饭时，既然干多干少一个样，何不少出点力？现在也是这般，人性驱使下，既然有国家的空子，别人都钻了，你不钻，那就是笨蛋。这是人性使然，也是政策的漏洞。如果不加以制止，也会一样重蹈覆辙，灭国亡朝。
陆承启何尝不想一步到位，以雷霆之势，强势扫清寰宇，还一个朗朗青天？只是大顺立国百余年，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不是撸下一个宰辅这么简单了，而是要与整个官僚阶级做对。哪怕陆承启自视再高，也不敢轻易去碰这个禁忌，万一处理不当，祸起萧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治大国如烹小鲜，陆承启的根基不算稳当，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调理。
想到这，陆承启把监察司的暗报搁置在龙案上，一手无意识地摩擦着“镇山河”，一边思量着该怎么使全民纳税，彻底收回官员的这个特权。官商勾结，永远是最快捷的赚钱门路。要是官商一体，就更不得了了。陆承启担心，就是担心这个。
“唉，思来想去，还是得有子翤，我才敢放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