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育把自己整理好的徐平先前奏对内容，拿给赵祯和徐由于匆忙，他只是把徐平的话联缀起来，稍加整理，没时间过多润色，是以带有强烈的徐平风格。
赵祯看罢，想了一下，突然大笑，对徐平道：“宰相一向待人谦和，凡与宰相引座交谈之人，无不言宰相有君子气度。然与宰相共事之人，则说言辞虽谦和，然于公事持之甚坚，共事者难。先前与宰相坐而论道，朕有此感，然并不难也。至著之字，才知百官所言极是。对公事持之甚坚，宰相用心于事，勇于任事也。过之则为执，宰相谨记！”
徐平捧笏躬道：“臣之过也。过不能自查，臣之失也。谢陛下提点。”
这是徐平一直以来的毛病，与人相处和和气气，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过于强势。对上对下都不明显，而同僚就会觉得难以共事。君与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在上下级关系中的合作分工。徐平做宰相，赵祯也开始感觉到徐平的这个毛病。好在赵祯严于律己，做皇帝能够深自克制，对徐平的强势，感觉不深。等到把言论一形诸于字，这种感觉就一下子强烈了。论治国之道和理国之术，徐平几乎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在说。
汉太祖在秦末乱世，马上取天下，当国之后求贤士大夫共治国家。到了宋朝，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面临内忧外患之时，鉴于前朝外戚、寺宦之祸，对士大夫愈加倚重。
把士大夫视为一个阶层是不对的，这既不是地主阶级，也不是读书人，虽然他们大多是出自于地主阶级的读书人。士大夫是求贤，而不是对官员的任能，两者有根本区别。
简单地说，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识形态，即与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相符。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有依能力任官的问题。
一国之中，甚至一家之中，极端的朋友夫妻之间，意识形态也可能不同，这是社会的多样性，强求一致会导致反弹。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只看对我好与坏，事情表现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无关紧要。还有视屁股坐在那里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为当然之理的，你是什么出身，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政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就必然用统治阶的人。
政权具有独立人格，就超脱了阶级，不能超脱，政权就无以维持。对于政权管理下的人来说，谁让我活不下去，我就反了他的。这是很多人的态度，政权要调和，正是必须让社会危机不碰触这条线。这条线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不一样，同样的危机，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
政权内部个人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但政权的意识形态却是唯一的。不管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皇帝的角度来说，选择与自己一起管理天下事务的，必然是与政权的意识形态相同，要从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个人利益中超越出来的人。对于皇帝来说，对政权的意识形态未必就有多认同，但为了管理国家，他自己也要超越出来。
宋朝皇帝不只一个人说过，欲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就是这个道理。
选官用科举只是手段，考的不是个人的能力，与以前的察举制目的本无不同，选的是贤不是能。选出贤来之后，才有所谓的任能。选贤与任能，对于政权来说，不是一回事。
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知道为什么宋朝的进士对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员都不屑一顾，关键时候自己把持国家大事，不容其他人涉足。他们代表的是政权的意志，甚至有的时候与统治者的意志并不一样，政权对于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员，态度自然不会是多么友好。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以后也会如此。能够把握好态度的，毕竟只是少数人。
左右天子方为大忠，就是从这个方向发挥出来的，忠的是政权独立人格的意志，而不是皇帝本人。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惜改换皇帝，这种事情也是会做出来的。
正是求贤，用的是符合意形态的人，所以对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私德并不紧要。当然有历史上司马光和王安石这种公德私德都无可指摘的人，但更多的是不拘小节，一面站在制高点指点江山，一面挟妓游玩。
公德无关紧要或者消失的时候，才会弃公德而求治私德。
无关紧要，比如认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谁能帮助我就用谁。这个时候对私德的要求看统治者本身，有的统治者视道德为无用之物，只要能办事，官员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法外之事皆可为，甚至违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对属下严厉的统治者，就会去治官员的私德。不管是权还是物，我不给你，你不可以取。
公德消失不是说公德不存在了，而是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有公德，人人都无私。公德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此时参与政权治理国家的，自然就会要求有更高的私德。
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眼里，一人之天下的时候，无所谓官吏的公德私德，只要效忠君主，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让你明白怎么做，那就是天下一切断于律，师于吏。天下人之天下的时候，天下人就有同样的公德，人人都是这天下的主人，都要有做主人的觉悟。没有这个觉悟，便教育你，屡教而终不改，则就是大家的敌人。教育是温和的手段，作为敌我矛盾则是激烈的手段，人民公敌是也。
法家强求天下一律，不承认人的复杂性，手段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