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皆是百姓苦啊。”
环县往庆阳的官道上，一队百来人的骑兵，正井然有序的列队向南奔走。
领头的正是要经庆阳南下西安，去住持大军局势的乞活军大都督李璟，此刻瞧着官道两侧的尸骨。
再看那些脸色苍白，面目麻木的农民，托儿带口的向南边走，顿时心里就不是滋味。
毕竟如今陕西除开临兆和宁夏延绥，汉中府之外，其余的地界，全部都被他占据了。
但是农民的生活却从死亡线的边缘，直线下降到濒死的地步。
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还是缺粮。
是的，由于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带陕西主力精锐北上抗击蒙古部落进犯，这三军调动，所需要的粮草就是个天文数字。
原本陕西这地界，这几年就连续遭受天灾*，哪怕中途有短暂的招抚平静时期，但是很快由于朝廷的加派税赋，导致地方农民继续叛乱，有些州县甚至闹的十室九空，大量的农田被荒废，农民纷纷弃土离家，过着流亡的日子。
天灾并不可怕，明末的所谓小冰河时期，也并非地冻三尺，只是骤然降温，导致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只要朝廷肯减免这一地区的税赋，好生休养几年，农民倒也能凑合的过下去。
俗话说，丰收年景，除去赋税和地租，农民勉强能够糊口。
那到了天灾岁月，哪怕不交赋税和地租，农民也只能勉强糊口，甚至灾害重一些，农民就只能举债过日。
但奇葩的明王朝。制定政策时，就属于一拍脑门就下令，丝毫不顾及地方的实际情况。
以庆阳安化为例。普通一个农家五口之家，每年哪怕按照最低生活标准。想要不饿死，那一日也要三斤杂粮，全喝稀粥维持体力。
以一年一千一百斤杂粮，合该约四石多快五石的粮食。
但按照一个普通农户，租借地主的十亩土地计，丰收时节，每亩地可产精细粮食一石半，若是种杂粮。可产两石有余，如此全种粮食，年收一季，可得二十石粮食。
以七三开，七是朝廷的农税，丁口，杂役，杂税和交给地租的租子，还能勉强剩下六石，这样倒是能勉强存活下来。
可是七三这个数字也不稳定。要看租用土地的地主的意思，放到山西，七三还能算的上是大致比例。因为山西有晋商，商人为了维持信誉等各方面，多少还要顾及一下农民的生死。
但是陕西就不同了，很多地方的地主，唯一的收入就是土地，所以他们必须费劲心思，在土地上大做文章，这就导致了很多地方与农民的分成，都达到了八二开。有些甚至达到了九一的地步。
这就逼迫的农民不得不租借更多的土地来维持自己的基本需求。
但这是最理想的状态，那就是太平年景。无兵无祸无天灾。
可是自从天启末年，明王朝就进入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老天的脾气一天一个样，气候也越来越寒冷，陕西的农业生产，更是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恐怖的天灾，席卷了整个布政使司衙门的辖区，每个月都有州县上报灾祸，并祈求朝廷的救济，可是朝廷呢？
当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被大量的破坏之后，饥荒就不可避免的到来了，饿的在家嗷嗷待哺的农民，翘首以望，希望那位被吹嘘的绝无仅有的圣天子，能够开开眼，看一看他的子民，是如何在寒风中慑慑发抖，是如何在生死边缘挣扎的。
可惜！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救济，都没有！
因为，那位圣明的崇祯皇帝和大明朝廷，认知中的子民，根本不包括农民啊！
听说过皇帝与大臣同治天下的，可就是没听说过皇帝与农民共同管理天下的。
理所当然的，农民就被抛弃了，朝廷非但不许地方州县减免税赋，救济灾民，反而因为北方的战争，加派了三饷，这就成为了压垮饥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灾年本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欠收的粮食，嗷嗷待哺的家人，一屁股一辈子也还不轻的债务和摊派的税赋，直接让陕西各地烽烟四起。
明崇祯四年春，加派山西三饷二十二万有余，但是崇祯所信任的那帮国家的栋梁，果然没让圣天子失望，纷纷是上下其手，实收百万之巨，超额百分之五百，完美的执行了朝廷的任务，这不受到嘉奖，那都没地说理去。
陕西地方的官员，当然不能让山西的官员比下去，虽然加派到陕西布政使司衙门的任务不过二十万，但是千里做官只为财啊，不刮地三尺，对得起列祖列宗的保佑？对得起十年寒窗苦读？对得起不懈余力提拔你的上司？
不过让陕西布政使司衙门官员汗颜的是，哪怕他们费劲全力，也没把山西布政使司衙门给比下去，盖因为陕西的军户比山西的多，陕西的贫瘠土地也比山西的多，而且商路也没山西畅通。
所以，陕西官场当年，只超额百分之两百的完成了朝廷分摊的数额，实在是没银子刮了，这些穷疯了的地方官员，好在好比较克制，伸手只针对地方农民和地方军户，好歹没把手伸向边军，不然指不定闹出什么样的乱子来。
就在他们暗自伤神，想着以后与山西官员打交道，面子上不好时，吴牲带来的招抚流民的银子总算花光了。
能不花光么？拢共就只有崇祯皇帝下派的十万白银，和北直隶，河南府，山西，陕西各地藩王并文武大臣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