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河东、上党、弘农、洛阳、河内后，收编整编了包括白波军、河东绿林、上党军、河内军、洛阳守军，还吸收了不少流民。
军队人数翻了一番，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收编的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战斗力强弱不等。
属下不乏统兵操训之人，各有所长，比如檀道济，精于操训队形阵法；林冲长于操训枪械。
在他们的操训下，各部战斗力，都有显著提升。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随着地盘不断扩大，兵力不断增加，尤其是进入开阔的中原后，将难免大规模战役。
大规模战役，讲究各部协同配合。
尤其在这个通讯手段极为落后的年代，协调各部，是一大难题。
而最大的难点在于，在战役中，将出现部队节制从属变换的情况。
以实战为例：在攻取函谷关、洛阳的战役中，七郎延嗣部本受王猛傅友德节制。当其受命翻越熊耳山，迂回到函谷关以东、洛阳以西后，与檀道济部汇合。
那段时间，七郎延嗣部便改受檀道济节制。
王猛傅友德檀道济，统兵能力无需质疑，但在指挥方式和习惯上，各有不同。
这些方式和习惯的不同，貌似无足轻重，实则是重大隐患。
在刚刚进行的各部协同演习中，徐达令七郎延嗣部“纵绥不及”，高昂部“设伏陷敌”。
就是七郎延嗣部负责诱敌，高昂部设伏破敌。
但在演习中，两部的衔接出现问题，七郎延嗣部诱敌至指定地点后，高昂部尚未完成设伏。
出现失误的原因，除七郎部诱敌稍早，高昂部设伏稍缓外的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每个将领。对命令的理解不尽相同。
比如纵绥诱敌的远近、设伏距离等。
这种情况，若是在战役中发生，极有可能导致一场战役的失败。
演习中凸显的问题，不仅于此。
种种问题归结到一起。反映的是军法问题。
所谓军法，不只包括狭隘的奖惩之法，还包括各种条令、条例、阵法、战法等等，必须统一起来，才能使全军可集结。可分兵，有效协同作战。
……
王猛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趁各部休整操训的时候，针对并州军在河东、弘农、函谷关、河内、洛阳等战役中出现的问题，王猛将并州军原有条例进行了修订。
并州军之前的条例，是苏定方组织制定的。因那时兵力只有几千，军法相对简单。
更多规定，仍执行先秦著名军事著作，名将田穰苴整理的《司马法》。
王猛将并州军法和《司马法》进行了融合，修订出一套独立的军法。
整理后的军法，首先呈交刘芒。
刘芒认真研读。
刘芒认真读过《司马法》。《司马法》涵盖极广，对军中所有事务，都有明确规定。
而王猛整理过的军法，删减掉《司马法》中，已经过时的部分。
比如删掉“不擒二毛”等条令，既不俘虏敌方年长老兵。
同时，王猛还对《司马法》中一些内容，进行重新解读和注释。
比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原来被解读为交战的礼节。
王猛重新解读为“奔逐不远则难诱。从绥不及则难陷”。
将这段话，赋予新的含义，使之融入诱敌和防止被敌所诱的含义。
对于阵列、兵器搭配等，也做出规定。
将原来的大阵列为主。调整成更加机动灵活的小阵列。
将原有一鼓作气，一次冲锋决胜负的战法，补充了更具韧性的作战方式。面对弱敌时，仍可一击而胜。遭遇强敌时，部队可进退伸缩，迂回牵制。与敌一战。
奖惩方面，也做了统一的规定。
王猛修订后的军法，将原来的《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缩减为十篇，以方便军中将校记忆。
为了便于低级军官和兵士熟记，王猛还在十篇基础，修订出五篇和单篇版本。
……
刘芒感慨万千。
不得不承认，王猛过百的智力，近百的统御能力，真不是吹出来的！
虽然只通读一遍，刘芒对统率军队、行军作战的理解，便有提升一个层次的感觉。
这套军法，推行下去，严格执行，军队的战斗力，必将大幅度提升！
忍不住再读一遍，刘芒命人唤来王猛，连夜将其中尚未明确的内容补充进去。
尚未明确的，主要是军中将领级别、称谓的设定。
级别和称谓，既是军队管理层级问题，又是奖赏层面的问题。
设定合理的层级，将士们有获擢升，有奋斗的目标，无形当中，可以提升战斗yù_wàng，增强全军的战斗力。
刘芒和王猛商量，目前的级别和称谓，不宜做太大调整，以免混乱。同时要考虑，不与朝廷旧制的称谓发生冲突。
调整后的级别和称谓，低级军职，仍沿用伍什部曲等职务称谓，将校一级的将领称谓，稍作调整。
自校尉起，依次是：城关校尉、郡校尉、郡副将军、郡将军、北东南西州将军、州副都督、州都督。
再往上，未列出更高级别的称谓。但刘芒心中已有打算，等到治地扩大，设置战区都督，都统数州军务。
考虑到军中有些将领，如高宠、杨再兴等猛将，勇猛善战，但统领大军能力稍弱。
单独设置名号校尉和名号将军，依次是：双字都尉、单字都尉、双字校尉、单字校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