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属官府的工商，春秋末期已有很多人成为拥有不同生产资料和资金的个体工商业者，其中还有少数人成了大手工业作坊主和大商人。此时独立的商人也出现了。如弦高、范蠡、子贡等。司马迁认为，由于子贡的经商足迹遍布天下，孔子的名扬天下有子贡经商宣传相得益彰的影响。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农夫要“以粟易械器”，手工业工人要“以械器易粟”，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贵族、官僚、地主的剥削所得主要是农副产品，他们也要通过商人的手换取大量的奢侈品。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于是，民间商业冲破官营商业的藩篱而发展起来。当时到处都有不合法的市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列国也承认私商的合法存在而征收商税，商人纳过税就可以在城里的市场上进行贸易了。
孟子曾追叙商业生产的历史：“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春秋战国的商业交换活动有两大类，一类是远距离的货物运输——行商，一类是某个区域内货物的聚散——坐贾。战国有的富有大商贾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劳动力，动辄用几百辆大车转运货物。如魏国大商人白圭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方法，获取其利。吕不韦是战国后期的大商人，他经营可以获利百倍的珠宝，与各国贵族、官僚打交道，后来竟爬到了秦国丞相的位置。
从春秋到战国的社会变化，由贵族到平民，人的变化非常重要。战国的社会结构，使人拥有流动的自由、从商的自由、思考的自由。这就是范蠡生活的时代。
奇才范蠡
范蠡，子少伯。楚国宛城三户（今河南南阳）人。生于约公元前536年，约卒于公元前448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古代商人的鼻祖，中国最早的慈善家。“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李斯语）
范蠡，越国大夫，上将军，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商业家。范蠡扶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终于完成复国大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深知越王为人长颈鸟啄，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审时度势，激流勇退，弃官从商，避开了政治漩涡。
但是，范蠡的历史评价并不高。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他列为“智人”；刘劭《人物志》说：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我认为，这种评价贬低了范蠡的价值，范蠡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从政坛退下来之后“二次创业”的人，可能范蠡不是“忠臣”，他离开了勾践，历代君主不会表扬这样的人，范蠡的名声远不如诸葛亮、岳飞等有名的忠臣。
范蠡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少年有志，时人未知。《越绝书》里说他“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被发佯狂不与于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他“佯狂倜傥负俗”——假装疯癫，很洒脱，与一般人的行为不一样。
时任宛县县令的文种，有政治抱负，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者，共同干一番大事业。他对范蠡早有耳闻，觉得此人不俗，很想请他出山，派小吏前去联系。小吏回来说：“范蠡本国狂人，生有此病。”文种却独具慧眼，听后哈哈大笑：“吾闻士有贤俊之资，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文种还认为“狂夫多贤士，众贼有君子”（《越绝书》），所以亲自去找范蠡。在第一次遭到范蠡恶作剧后，文种再次上门表示了诚意。两人“抵掌而谈”“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从”。由此可得知，人才的出现，必须有伯乐的发现。而一个人才必备两个条件，一是才华，二是身体。
大约在公元前511年，范蠡25岁左右，和文种离开楚国，先向吴国进发。将到吴国的时候，发现吴国已有两位名人——伍子胥和孙武。我们知道，过多的顶级人才集中在一个单位，未必是什么幸事。而相对力量较弱的越国，对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当时的越王勾践，吸纳了范蠡与文种。
范蠡从政
范蠡从政，是他人生的转折。他的行为举止放荡不羁，人性率真，颇有道家风范，但他并非颓废，不是悲观主义者，在内心，范蠡还是有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的。他的思想特征，可称儒道互补或外道内儒。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然而在檇李（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被击中脚趾，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公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吴国日夜演练士兵，准备向越国报仇，打算先发制人，再来个檇李大捷。范蠡力谏：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