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公一次次退让，促使叔段篡国称君的野心日益增长。不久叔段竟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同时听命于自己。接着又把京邑附近两座小城也收入他的管辖范围。大夫公子吕对庄公说：“一个国家不能听命于两个国君，大王究竟打算怎么办？您如果要把君位让给太叔，下臣就去侍奉他；如果不让，那就请除掉他，不要让老百姓生二心。”庄公则不温不火地说：“用不着除他，没有正义就不能得民心，迟早他会自取其祸。”
叔段一再挑战庄公的权威，而郑庄公却一次次忍让，难道他真相信不用自己动手上天就会惩罚叔段吗？不是的。这是因为郑庄公作为一国之君，他不能把喜怒挂在脸上。更重要的是庄公知道过早动手，必遭外人议论，说他不孝不义，所以故意让叔段的阴谋继续暴露。由此可见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权谋之深，不惜牺牲百姓而纵容亲弟。
太叔在京城治理城池，囤积粮草，训练甲兵，加紧扩展自己的势力，与母亲武姜合谋，准备里应外合，袭郑篡权。郑庄公知道了他们叛乱的日期，他派公子吕统帅二百辆战车讨伐京城。京城的人反对太叔段，太叔逃到鄢。庄公又进军鄢地，继续讨伐。鲁隐公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叔逃到共国。一场叛乱平息。
双重身份
自周平王东迁后，周室衰弱，诸侯国逐渐强大，郑庄公以周朝卿士和诸侯国君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凭借自己的智谋和权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对当时社会政治趋势的演化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周朝遭犬戎之乱而东迁，已经到了不靠诸侯国的救护就不能自保的地步，丧失了往日的气魄和威望。犬戎之乱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人们对周朝的迷信，向社会公开展现了礼仪制度的虚弱和强力的重要。在当时，要想号召列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依靠周室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鉴于这些情况，郑庄公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坚决地放置于郑国，不惜与自己的弟弟、母亲以武力相对抗，与周天子闹翻也决不动摇，他以极大的精力经营自己的国家，终使郑国成为东周初期崭露头角的诸侯国。郑庄公要发展自己的国家，首先遇到的是地理条件的制约。郑处于四战之地，南有蛮楚、北有强晋、西有东周，郑国无法与之争锋，只能向东发展，而东邻卫、曹、鲁、宋、陈、蔡诸国中，宋国国大爵尊，在东方小国中又有号召力，是郑国发展的严重障碍。
假命伐宋
鉴于这种情况，郑庄公把向外用武的目标定于宋国，这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佳战略。为了实现对于宋国的军事胜利，郑庄公实行了以下的战略方针：第一，和齐、鲁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齐、鲁处在宋国的东北部，建立了和齐、鲁的同盟关系，就形成了对宋的牵制和包围，他几次和齐、鲁二君约会，在攻取宋国的郜、防二邑后将其送给鲁国，都是为了巩固三国的同盟关系。第二，假借王命伐宋，号召列国。郑是一个新起的小国，在诸侯中未孚众望，但郑庄公是周朝卿士，具有特殊的身份，于是庄公宣称宋公久缺朝贡，自己以卿士的身份，承王命率兵讨伐。[3]郑国通过这种方式纠合了更多的国家，又形成了对宋国的舆论压力，事后还对不追随出兵的许、郧（今山东宁阳东北）小国以“抗命”的罪名予以教训，几乎灭掉许国。第三，扶植宋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宋国前君主的儿子公子冯出奔到郑，宋国曾为此出兵讨之，郑庄公对公子冯采取保护措施，厚相招待。宋国在一次内乱后，国人欲迎立公子冯为君，公子冯临行前，泣拜于郑庄公之前表示，自己返国后，“当世为陪臣，不敢贰心”。
在郑庄公的执政期内，郑国确实取得了对宋国的胜利，但郑国又从来无力吃掉宋国，这种和平胜利是郑对于宋所能取得的惟一形式的大胜利，这里，不利的政治地理环境起了决定的作用：郑处在几个大国之间，又几乎无险可守，即使某一天有力吃掉宋国，那相邻的大国也绝不会坐视其崛起，必然要以武装干涉的形式使郑回到自顾不暇的地步。事实上，到了春秋中后期，南北大国为了争霸天下而斗武，就把郑国沦到了争霸的夹缝中而常常使之喘息不定，北晋南楚各怕对方吃掉自己或伤害自己，需要一个避免正面接触的缓冲地带，因而各需郑国以屏障的角色存在于自己身边，但它们又要打击对方、示威于天下，因而郑就成了经常的用兵之地。郑庄公之后有几世执政，常常是朝晋暮楚，实在是源于地理环境的不得已所为。而这是郑庄公本人所不曾料及的。
小国大志
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郑庄公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周天子的棘手问题。作为周朝卿士，他应当尽忠于王室，他是诸侯瞩目和敬重的人物，但他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放在对本国的经营上，要兼并、扩张，要破坏周朝既定的实力划分，甚而要凭实力号召列国，那必然和周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既要利用卿士的角色，又不愿恪守卿士的本分，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心态决定了他对周天子在总体上采取的是又打又亲的手段。当王室要限制他的发展和自由时，就打击王室；当这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时就亲近王室，打击王室是为了抵制王室对自己的限制，是为了向列国示威；亲近王室是为了维